劉揚銘╱不自由撰稿人
如果你是台灣某個縣的縣長，想要拚經濟，請問有什麼方法？
首先徵收一大片土地，命名為某某科技園區（或者觀光園區），想辦法劃來一些水電基礎設施，招商蓋工廠（或飯店），就可以炒地皮賺一票，創造經濟成長。接下來再雇用便宜勞工，生產東西外銷出去（或讓外地有錢人住房），又可以創造外匯和就業機會，號稱是政績了。如果薪水太低請不到人，還可以呼籲政府開放外勞或讓新台幣貶值，否則企業會沒有競爭力。
我們相信只要規畫一個開發案，耗資幾百幾千億成立某某園區，掛上國際化自由開放市場的大旗，就可以創造經濟成長、增加就業機會、讓我們有錢起來（至於誰會變得最有錢？總之不是你）。這種拚經濟的方式，不只出現在8點檔本土劇，現實社會中也正在不停上演。
從中科四期、苗栗大埔事件、到桃園航空城……一系列產業園區圈地大賽中，只要有人提出異議，就會被扣上「難道你反對經濟成長？」的大帽子。而那些被不當徵收土地的居民，也只能吞下「為了大家要更有錢，你就犧牲一下小我」的悲哀。
這實在是不禁讓人懷疑，難道經濟開發就只剩這一招嗎？難道為了拚GDP成長率，犧牲某些人（搞不好哪天就輪到你我）的自由是不得已的選項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經濟發展，不只是GDP成長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在《經濟發展與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書中說明：經濟開發不是舉著工業化、現代化的大旗，達成GDP成長或財富增加就好，而是「人們享有的實質自由」的擴張過程，其中包括教育、醫療、言論自由、參加集會、參與就業，以及取得融資的便利性等等。經濟開發是為了讓每個人有能力去做它認為有價值的事，而自由能促進經濟發展，也是因為它讓個人能力得以擴張，達成自己所珍惜的生活方式。若只把拚經濟看成是拚經濟成長率，眼光就太狹隘了。
沈恩提出了「發展即自由」的觀點──增進人們的自由，不但是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也是發展的手段。「把經濟成長本身當成目的並無意義。發展必須更關注增進我們的生活以及所享有的自由，讓我們成為更完全的社會人，能運用自己的意志與世界進行互動，並對它產生影響。」
只要給予公平的機會，人們就能主動規畫自己的命運，而不用是某種精明發展計畫之下的被動受惠者。也只有讓人們自由規畫目標、發揮能力，才能達成經濟發展的目的，限制自由（無論是就業的自由、言論自由、或教育、醫療、融資的自由）並不能加快經濟發展的速度。
對照台灣的現狀，「為了發展經濟，農人就請犧牲小我」的看法，其實站不住腳；那些讓大企業可以低利貸款，小人物卻苦無融資機會的制度，才是經濟發展的敵人；而對於各種開發案提出異議的聲音，其實正是拚經濟的方式。
只要談到經濟開發，幾乎所有人都把抗議群眾想成「是來亂，來阻礙開發的」，所謂的「李光耀觀點」認為，限制一些政治自由和基本公民權，對促進經濟是好事。但沈恩卻說，沒有證據可以顯示專制政治能幫助經濟成長。因為政治參與和異議本來就是經濟發展的一部分，你不可能把這個部分砍掉，卻還想要促進經濟成長。「就算你非常有錢，但被禁止自由發表言論、不能參與公共辯論，還是會覺得被剝奪了某些有價值的東西。」
財富只是爭取自由的手段
我們不是要貶低經濟成長的重要性。GDP很重要、讓人們變有錢也很重要，但是財富的重要不是來自它本身，而是因為財富是一種手段，可以讓我們爭取自由、擁有值得珍惜的生活。
所謂的經濟開發，應該是要讓各行各業的人都有足夠的財富與機會，去過他們想要的生活，而不是把務農、做工的人視為落後，強迫來個「產業升級」變成科技園區，然後一切就會很美麗。而維護言論自由、參與集會的自由，才能產生有利的經濟環境，更何況，政治自由和公民權力本身就很重要，不用透過它對經濟的影響來正名。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