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9/2015

貧富不均 威脅民主

高舉「反貧富不均」大纛的法國經濟學者皮凱提,短短兩、三年間便蜚聲國際,他的巨著《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也洛陽紙貴。然而譽之所至,謗亦隨之,經常被人批評為「反資本主義」、「反市場經濟」。他的主要經濟觀點及主張究竟為何?一般人不免流於道聽塗說。他最近曾接受日本經濟新聞專訪,以下便藉由他的現身說法,幫助讀者更加了解這位新崛起的經濟大家。

日本經濟新聞問:當前貧富不均的重要性?

皮凱提答:我認為在低成長的社會,貧富不均非常重要。當經濟快速成長時,人人都因成長而受益,因此貧富不均比較不是問題。在二次大戰後,經濟高成長,而貧富差距也相對較低。但從1980、1990年代開始,經濟成長減緩,尤其是已開發國家,同時貧富差距也持續擴大。這也正是今天的貧富問題要比過去更值得重視的原因。

問:r>g的奧秘何在?

答:r>g(即資本報酬率大於經濟成長率)只是解釋貧富差距擴大的機制之一,另外還包括教育機會、勞動市場及結構性因素等。r>g的重要性並不在於勞動所得的不均,而是財富不均與財富集中特別有關,且完全是在反映經濟的自然法則。

在工業革命之前的農業社會,經濟成長率一直是0,而資本報酬率為5%左右,歐洲、日本或中國的土地報酬平均都是地價的4-5%,貧富當然不均。但工業革命並未使r與g的差距改變多少,因為工業革命雖使經濟成長率提高(19世紀工業國家的平均每年為1-2%),但同時資本報酬率也提高(工業類投資報酬率約為每年6-7%)。

20世紀先後發生一、二次大戰,對資本造成嚴重毀滅,資本報酬率降到非常低,而戰後重建期間經濟成長率又非常高,因此在20世紀相當長的時間內,r與g的差距明顯縮小,貧富差距亦然。

現在日本與歐洲的成長率又回到非常低的情況。我認為如果有較佳的總體經濟政策,或許能使成長率回升到1-2%,但我不認為能回到5%的成長水平,但資本報酬率卻高於此,這也意味著21世紀財富集中情況將比20世紀嚴重。

問:資本報酬提高是自然趨勢?

答:我認為非常可能,且沒有任何自然力量、經濟理論或經濟法則來阻止此種現象發生。在最近十年間,大部分已開發國家資本報酬率升高,是因為國民所得中有更大部分流向利潤、租金、利息及股利,亦即國民所得流向資本的比例提高,而資本的總市值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也上升,貧富差距因而擴大。

挺居住正義 從稅制下手

問:房地產價格過高?

答:國民所得流向資本的比例提高,與房地產及能源業的關係密切。房地產與能源的相對價格的確升高,這對貧富不均有重大影響,因為新一代如果想買房子,如果沒有家庭財富或家庭資本,將比上代更困難。這種現象將持續下去,而我們應該做好調整政策的準備,尤其是租稅政策。

問:資本流動的衝擊?

答:如果允許自由貿易及資本自由流動,且各國又未自動交換資本所有人的資訊,則對資本課稅將非常困難。各國為爭取跨國投資,會讓資本投資的報酬率升高,且對資本課徵較低的稅,結果低、中技術勞工就需承擔較重的稅負。我認為此一趨勢正使貧富不均更加惡化,對資本家及最高所得群體有利,對低、中技術勞工不利。

金融自由化 已經過了頭

問:該如何緩解衝擊?

答:有辦法改進,例如加強國際協調,及對租稅天堂施予適當的制裁。例如美國政府要求瑞士銀行「如果不把美國納稅人在瑞士銀行帳戶的資訊傳來,就會喪失在美國的營業執照」,於是瑞士政府不得不表示「我們將改變法律」。我認為這證明的確有可能進步,但須採取明確的制裁,而且像美國這樣的大國政府比較容易辦到。因此歐洲國家必須團結一致,來制定此類法規,否則將起不了作用。

問:金融自由化過頭?

答:原則上金融市場的目的是為了協助實體經濟,使投資走向最有利可圖的企業。但在現實世界,我想金融自由化已經過頭,在許多情況下已經造成金融投資與實體經濟脫鉤,並使一些人投入非常精密的衍生性金融產品,獲利非常之高。且由於金融自由化,大型投資組合介入市場,取得非常高的金融投資報酬率。這純粹是因為金融體系正在創造一些非常複雜的金融產品,進場門檻又高,不可能讓更多人進入,少數人才能享有暴利。

問:大戶與散戶的投資報酬率不均有何不利影響?

答:不均本身不是問題,某種程度的不均確為創新所必須,因為須有誘因,真正的問題在於「極度」不均。極度不均無助於經濟成長,不會創造更多就業。一般而言當貧富差距非常大時,往往會使此種差距長期不變,社會流動性降低,不利於經濟成長;另外還可能威脅到民主制度,使人人沒有平等的發言權及政治力量。

生產力提升 需更多創新

問:是否反資本主義?

答:只要看過我書的人,都明白我不反資本主義。我信仰私有財產、市場力量,及全球化。但我認為需要強有力的民主機構、財政及教育機構。我們在所得及財富上必須更透明得多,以保證強有力的市場力量及資本家力量都走在正確的方向。

我信仰私有財產與市場力量。我屬於冷戰的第一世代,出生於1971年,在柏林圍牆被推倒時成年,因此共產主義或蘇聯式的共產主義對我沒有任何吸引力。或許一些人仍活在冷戰中,但這是他們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

問:對經濟成長悲觀?

答:從歷史上看,1700-2012年全世界GDP的平均年成長率約1.6%,其中一半是源自於人口增加0.8%,另一半是來自於生產力平均每年提高0.8%。看起來相當低,但如果在非常長期間能有平均每年0.8%的成長率,便足以使全球人口增加10倍,從6億增加到70億人,也能使平均每人GDP增加十倍。這其實是非常大的轉變。

我希望生產力能加速提升,因此我主張對大學增加投資,也需要更多創新。我也信仰人口增加。我有三個女兒,還可能有更多子女,我認為人口增加非常重要,日本及德國的人口非常可能減少。我認為未來可能最重要的政策挑戰之一,在於不僅要促進生產力提升,也要使人口增加。

但我們很難使年成長率恢復到5%。歷史上只有在戰後重建,及一些國家追趕其他國家時期,才會有5%以上的成長率。相信成長率會回到5%者只是幻覺,我們必須習慣於長期成長率可能在1-2%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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