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愛過的那場學運

二十年過後，對曾經參與太陽花運動的人來說，最終必須回答的問題只會賸一個：這場運動是否改變了你？它可能是場美麗的救贖，也可能是場醒不過來的夢魘。

姚人多

一九六四年夏天，來自美國各地的大學生（主要是北方的中產階級白人），來到炎熱的密西西比州，投入了一個在當時被稱為「夏日計畫」（Summer Project）的黑人民權運動。這場運動，在很多方面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而今日的人們之所以能清楚地知道這一群白人志工們後來發生了什麼事，以及他們當時是怎麼看待自己投入這場民權運動，很大一部分要歸功於麥亞當（Doug McAdam）這位社會學教授。

一場打不完也打不贏的戰爭

在一九八八年麥亞當出版了《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這本書在社會運動領域是經典中的經典，它不僅深入刻畫了這場運動的時代背景及參與者身分，同時也分析了這場民權運動對美國的影響。更難能可貴地，它記載了這一群白人志工們在事過境遷的二十多年後的狀況及遭遇。

一場運動能徹底改變一個人。麥亞當發現，這些參與自由之夏計畫的志工們離開了密西西比之後，在擇偶、婚姻、職業、收入、政治態度、人生觀上，皆與未參加這個計畫的人有著不同的發展路徑。

對有些志工們來說，「自由之夏」像是一場個人美好的救贖。那一年的夏天，他們親眼看到了美國社會的黑暗面。歧視、攻擊、暗殺這些以前只會在媒體上看到的事情，現在卻每天在他們眼前發生。

過去他們可以天真無知，不過，在參與了這場運動之後，他們知道了這個世界上不為人知的那一面。他們覺得幸運，不再感到袖手旁觀。至少那一年夏天，他們曾經為扭轉社會的不公不義做了一點努力。

不過，對另外一些志工來說，「自由之夏」像一場惡夢。因為那一年夏天的經驗，他們開始投身於種種改造社會與政治的具體行動。他們注定終身要成為少數，在物慾橫流的拜金社會中，他們像是在打一場永遠打不完而且也打不贏的戰爭，可是他們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奮戰下去。

這種經驗可以很沉重，其中有一位志工這樣描述他從密西西比回來之後的歲月：「我活在謊言裡，但我就是不知道該怎麼走出去。好難！」

那場學運也許什麼都沒達成

寫「自由之夏」的目的是要帶出另外一場我們比較熟悉的運動。一年前的這個時候，台灣發生了一場學運（或公民運動）。這場學運撼動了台灣，也驚動了國際社會。一年後的今天，我們看到各式各樣的檢討與反省出爐，我們的社會甚至煞有其事地辦了許多一周年的研討會，從不同領域與不同角度來探討這一場學運留給台灣社會什麼東西。

我絕對不是說，三一八學運不值得研究。我想強調的是，關於這場運動，過去這一年來，我們其實已經談得夠多了。該知道的我們都已經知道了，不知道的短時間之內大概也沒機會知道了。

這就是這些周年研討會最大弔詭的地方。絕大部分的社會運動都有明確的目標與自身的定位，所以，它的影響往往可以透過外在的一些指標來確認它的意義。這些外在的指標包括：立法的推動、政治結構的變化，以及人們對於特定議題的認知改變等等。

如果一場社會運動，需要我們在一週年的今天勞師動眾來探討它到底帶來什麼影響，那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我們愛過的那場學運也許什麼都沒達成。

因為運動本身缺乏明確的定位（比如說，它究竟是一場反服貿，還是反黑箱的運動？）所以每個人都可以從他的角度來進行事後的追認與再定義。因為運動的目標沒有達成，所以它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就變成是一個開放式的問題，每個人都可以從他的角度來詮釋這一場運動的成與敗。

這大概也解釋了，一年後的今天針對這一場運動的討論，主要的焦點不是擺在它政治上產生了什麼結果，而是擺在一些技術性的問題，以及所謂的運動倫理上頭。

人們不厭其煩地在討論三一八運動是否有造神？造神是否應該？決策過程是不是可以更民主？孤島效應的運動策略是否應該被檢討？議場內與議場外的溝通管道是否可以更順暢？三二三占領行政院事件的決策是否背離了群眾？領導階層是否在當晚落跑？議場內的決策者是否進行切割？切割是否違背運動倫理？

技術枝節將變得無足輕重

這些問題當然有其重要性。不過，我相信，討論這些問題的背後所反映的是參與這次事件的人心中的焦慮及無力感。他們參與了一場波濤壯闊的行動，他們很想告訴自己及世人，他們完成了一些事，不過，在現實生活中，卻找不到這場行動成功的指標。

其實，在很多年之後，今天我們斤斤計較的技術性問題都會變得無足輕重。二十年過後，對曾經參與這個運動的人來說，那個最終必須回答的問題只會剩下一個：這場運動是否改變了你？

它可能是一場美麗的救贖，也可能是一場醒不過來的夢魘，就像是自由之夏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