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
劉倩
“剩女”這個詞這幾年大行其道，通常指的是高學歷高收入，在適婚年齡未婚的城市女性。每當講起這個口水話題，賣菜大媽和出租車司機們都是長篇大論慷慨激昂頭頭是道。但以科學嚴謹的態度來討論這個問題的，卻少之又少。
中國到底有沒有”剩女”現象？大家印象中的“剩女”，其“剩”是源於女性數量大於男性，還是兩性婚配選擇預期的失衡？如果是後者，問題出在女性的挑剔還是男性的不懂欣賞？“剩女”經濟學希望引用經典經濟學的相關文獻並結合中國人口普查數據，在大家茶余飯後的討論中添加一些數字和科學的佐料。
經濟學分析都有前提條件和假設。說起“剩女”，言下之意是欲婚而不達，被剩下是不快樂的事情。但是，首先經濟學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和效用是不可以直接對比 的（interpersonal comparison of utilities）。類似“A君是否比B君更開心”是個無法比較的偽命題──我們可以說A君比自己平日更開心或沮喪，但不能跟別人比。一個人無法拿自己的主觀感受來鑒別他人的感受效用方程，所以說另一個人如何“幸福”或者“可憐”，這就是個相對偽命題。簡單的說，就是你怎麼知道他過得不比你看到的好呢？
所以當七大姑八大姨好心勸一個妙齡女子及時成家的時候，她們沒有想到單身的自由，例如那些說走就走的旅行。同樣，單身男士看著被老婆管的服帖帖的已婚男友時，他們又怎能體會老婆孩子熱炕頭的那份甜蜜溫暖。所以外人的勸說，雖然出於好心，但是過分地勸，就不僅僅是囉嗦，而是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別人，而且可能會產生多余不必要的壓力。此時的關心，就變成了自私的愛。
第二個前提是大家都希望結婚。婚姻有幸福和不幸之分，由於每個個體對幸福和婚姻的定義不同，有的效用方程裡是柴米醬醋油鹽茶，有的效用方程更偏重琴棋書畫詩酒花，這裡不深入定義。
第三個前提是效用排列：1）幸福的婚姻 > 2）單身 > 3）不幸的婚姻。通常大家對“剩”字爭論的一個重點就在與此──很多討論的“剩女”是被動態，但有相當多的情況是理性的“剩女”，即認為跟某戀愛對象共同進入婚姻殿堂帶來的效用預期不超過自己單身的狀態，也就是2的效用高於3，此時這個“剩”是主動態。這篇文章更希望解釋的是從單身到幸福的婚姻，即從2） 到1）之間的距離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說“剩女”是個全球現象呢？勞動經濟學文獻裡有一篇經典文章是Lena Edlund於2005年發表的《Sex and the City》。Edlund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發表了一系列很有影響力的跟性別經濟學相關的文章。大家對Sex and the City的名字應該非常熟悉──沒錯，是美國HBO的那部電視劇，後來還拍成了電影。不過文中的sex指的是性別。
Edlund的文章提出並解釋了一個前人很少關注的問題──全世界大都市裡普遍都是女性數量多於男性，而人類正常性別比都是男性數量更多才對。這是篇概念清晰、文筆流暢、數據處理幹淨漂亮的文章，並且對所謂的“剩女”現象提出一個經濟學的解釋。
文章開篇舉出歐洲和美洲的47個國家裡，農村裡25－34歲的青年人都是男人數量多於女人，而在城市裡女人卻多於男人。下圖表裡可見：大部分城市的農村男/ 女比例>1，也就是男性數量更多，而城市裡比例<1，即女性更多。也有少數農村小於1和城市大於1的個例，不過都來自於整體的男女比例失衡， 同時相對比例來講，依然是城市女性比例更高。
Edlund對這個城鄉趨勢提供的經濟學解釋是，城市有更好的工作機會，這裡男性工資平均要高於農村工資。而女性來到城市，看中的不僅僅是更好的就業機會（勞動力市場），還有更好的婚姻機會（婚姻市場）。
在進入理論討論之前，Edlund加入了一段關於婚姻市場的討論，這是在當時這方面文獻裡的一個很“前衛”的討論：古羅馬有言，“Mater semper certa est, pater est, quem nuptiae demonstrant”。意思是母親的角色是確定的，而父親的角色是由婚姻決定的。所以在婚姻不存在的情況下，事實上只有一個家長──母親。婚姻給父親 了一個名正言順的頭銜，讓男人有了享有孩子和監護孩子的權利，同時他要為婚姻進行支付。Edlund解釋說“婚姻可以看作是男人跟女人交換資源，從而獲取 當父親權利的一種交換合同”。
的確，從演化生物學的角度看，女人是更佔有優勢的性別。因為女性有子宮，才能繁育下一代。同時卵子比精子更稀缺，女人生育的機會成本更高，所以男人只有取悅了女人，才能取得交配權和繁衍權。
在這個前提下，平均收入更高的城市會吸引更多女性來找尋勞動力和婚姻市場的機會，增大女性的數量和提高“剩女”的可能性。Edlund用瑞典289個地區的 25－44歲人口數據來做實証數據研究，結果証明了猜測──當一個城市的平均男性收入越高，相對應當地的女人數量就越比男人多。
當然，導致男女比例變化的要素很多，所以Edlund為保証研究的嚴謹還包括了許多“控制變量”。簡單說控制變量就是對性別比例這個結果有影響的、除了男性工資之外的因素，例如當地人口聚集程度（女性可能就是更偏愛大都市的生活，有更多的戲劇演出，有更多的博物館等等），某地區是否有軍隊或特殊產業（導致當地的性別比例特殊）等。加入控制變量的意義在於，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考慮了所有其它可能影響結果的問題之外，僅僅只看男性工資這件事情本身對性別比例的影響到 底有多大。經濟學裡最經常說的一句話──“當其他條件一樣的情況下”，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對經濟學沒那麼感興趣的同學慎入下面幾段：
經濟學經常講的一個問題是內生變量。我們說因為男性工資更高，所以女的數量多。但有沒有可能因果是相反的？因為女的數量很多，導致當地勞動力市場裡男性勞動力相對供給不足，所以男性收入更高？換句話說，不是工資水平的差異導致了性別比例的高低，而是性別比例的高低導致了工資水平的差異？簡單說就是A導致B， 還是B導致了A？
事實上，B是不能推出A的。就好像說紐約的警察很多，同時紐約的犯罪率很高。可以說是犯罪率高導致市政府要加強警力，而不是警察太多以至於罪犯們人數也多。但究竟能不能推出，不能憑直觀印象，還需要對內生變量進行科學檢驗。
處理內生變量的方法很多，Edlund用了一個robustness check（穩健性檢驗）來檢驗。用這個檢驗是想看我們的這個結果──如果只看25－34歲這些勞動力市場和婚姻市場都比較穩定的人，結果是否會不同，或者說是否還會是現在穩定的結果？Edlund巧妙的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做了一個檢驗，只看大斯德哥爾摩郡裡面的26個小市政地區。有可能某個小地區的男性數量特別低，所以當勞動力供給不足的時候這個地區的工資就高。不過因為這些地區都在一起，相互之間交通便利，所以可以認定它們之間是一個共同的勞動力市 場，這時候各地區的工資水平可以最大限度的排除性別比例的影響。
在較好控制了以上變量的條件下，Edlund研究結果還是得出同樣結論：當工資水平高的時候，這個地區的女性比例更高。這就是個很成功的穩健性檢驗。）
Edlund的文章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關於“剩女”現象的經濟解釋，那就是大都市裡女性數量大於男性，是因為女性願意到大城市既追求更好的勞動力市場，也追求更好的婚姻市場的結果。 “剩女”既是個全球現象，也是個經濟現象。
中國有“剩女”現象嗎？
從宏觀結構數量上看，沒有。簡單說因為中國男女比例失調，有大量“多餘”男性，所以即便女性都到大城市來，也只是沖淡了大城市裡原來男性過多的局面。
根據《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2010年全國新生兒男女性別比為1.19－每100個女性對應119個男性，也就是說平均每五個女生對應六個男生，或者對每個男生來講，你和宿舍同學或身邊五個同事加起來，就有一個人找不到老婆──這個數字是不是很驚人？
其實正常人類學情況下性別比並不是1，大約在1.05左右，原因是男嬰和男性的死亡率要更高一些。本文重點關注年齡在20-39歲之間的城市男女，跟Edlund教授分析的原因一樣，要選擇一個在婚姻市場和勞動力市場都相對比較穩定的群體。
數據顯示，我們平時討論的城市“剩女”根本就不是純粹的女性數量過多──全國所有地級市的市轄區在此年齡段的男女性別比平均是1.05，依然是男性數量更 多。性別比例剛好平衡為1的城市包括南通和海口。男性比例最高是鄂爾多斯，1.42，而女性比例最高的是武漢，0.83，河南的信陽緊排其後，0.86。 再看看北上廣──北京：1.09，上海：1.07，廣州1.11。可以看出即便是北上廣這些有大量高學歷高收入女性的城市，適婚年齡裡面的男性數量依然是 遠遠多於女性。（查了一下東莞──1.2）
那分教育程度的適齡男女呢？高學歷的適齡城市女性數量比高學歷的男性數量更多還是更少？
2010年普查資料顯示，20-39歲城市人口 （不等於上文的市轄區）裡擁有本科和研究生教育背景的男女性別比例為1.06，而其中更年輕的群體，20-29歲的比例是0.99。這兩個數字告訴我們， 如果大家把“剩女”的討論放在20-30之間的話，那麼的確高學歷的女性數量比相同學歷的男性數量稍微多那麼一點點，但幾乎可以忽略。而對於適合工作、適 合結婚以及生育年齡的整個20-39歲青年群體而言，高學歷的男女比例是1.06，依然大於1，男多女少。
事實上，如果不考慮學歷，全 國城市人口20-39歲男女比例只有為1.0056，也就是說如果都是在跟自己學歷類似的群裡面尋找另一半的話，一般的城市女性面對比自己多0.56%的 男性選擇，而高學歷城市女性的選擇權更廣，整整多出6%的男性可供選擇，更佔有數量上的優勢。誰說高學歷對女孩是件壞事兒？
所以，2010年的人口普查資料明確的告訴我們，城市裡面的“剩女”現象不是因為女性數目超過男性。當然，普查中的婚姻數據說明結婚率跟受教育水平成反比。“剩女”問題，不在兩性數量的失衡，而是在婚姻市場中的結構性不匹配。
是她曲高和寡，還是他不懂欣賞
其實，對婚姻市場的研究可以借助成型的勞動力市場的模板進行分析。
對於多數想結婚（這裡類比為工作）卻還處於單身（類比為失業）狀態的人來說，尋尋覓覓的過程只是正常的摩擦性“失業”。勞動力市場除了結構性失業和周期性失 業之外，總會有一定程度的摩擦性失業──簡單來說，個體找工作總是需要時間尋尋覓覓，雇主招人也不可能一夜之間找到理想人選。一定程度的摩擦性失業是不用擔心的，過於著急了隨便找個工作，不認真工作跟同事處不好關系最後離職，對公司對自己都是一種不負責任。當然也有由於心灰意冷而退出婚姻戀愛市場的──勞 動力市場上對應的叫做discouraged workers，失意的放棄尋找工作的人。
摩擦性失業告訴我們，真命天子都不會突然間砸到頭上的，驀然回首之前也是先要眾裡尋他千百度的。即使在男女數量和匹配結構平衡的地區，“剩男”“剩女”現象也會出現。
更嚴峻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在婚姻市場上的體現之一是男女雙方期待值的問題。經濟學上講供給和需求，本文也分別從這兩個角度上來說（當然，供需雙方地位平等）。
先說女性在婚姻市場上的供給，這方面勞動經濟學裡的經典文章太多了，特別是2014年剛剛離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貝克爾教授的大量開拓性研究，主要解釋就是當女性由於教育和就業方面的條件跟男性趨於平等，當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機會和收入大幅提高，傳統男性賺錢養家的婚姻模式吸引力下降，導致女性在婚姻市場上的要求提高、“供給”下降。
不可否認，不少女性有雙重標準問題。錢多事少離家近的工作現實嗎？徐靜蕾說“你只負責單純善良帥”，不是所有女子都能做到。又要對方單純善良，還要高富帥，又要對方事業成功又要天天陪在身邊，這種對“暖男”+“真命天子”=“暖龍”的結合體無限期待，會在婚姻市場的選擇上出問題。對婚姻有正確的態度和期待值，非常重要，否則Mr. Right出現都不知道，還嫌七嫌八給錯過了。
再來看婚姻市場上的男性需求方。絕大多數時間大家批評“剩女”太挑剔，但批評男性的聲音太少。事實上男性對性別角色的期待，也會影響到婚戀市場匹配的效率。 哈佛大學的Jisoo Hwang2014年有一篇關於“剩女”的文章《Housewife, “Gold Miss” and Equal: The Evolution of Educated Women’s Role in Asia and the U.S.》很明顯在“怪罪”男性，指出男性不能接受受過教育的並把家務活外包出去的職業女性。Hwang和接下來會講到的另一篇文章有共通的一點，就是當 一個國家的經濟快速發展，並且女性的教育和工作機會上升，而社會文化和人們心態還沒有足夠快相應調整變化的時候，這時婚姻的結合就會出現問題。
很多男性在婚姻市場上會有強烈的雙重標準，要上的廳堂下的廚房，聰慧風趣漂亮賺錢之外還要掃地洗碗做飯看娃，一邊說男女平等，一邊要三從四德。Hwang的 這篇博士畢業論文強調男性在婚姻選擇方面的傳統和迂腐，文章用了“準婆婆”受教育程度和是否參與工作做為一個衡量，研究發現“現代”環境下成長的男性結婚率更高，而且妻子也有工作的可能性也更高。Hwang的研究採用了經典的對比方法──同樣都是日本和韓國的男性，一組人在原籍生長，一組人從小移民到美國。文章發現從小就移民到美國並接受西方更“現代”性別和家庭觀念以後，“剩男”和“剩女”的比重都大幅下降。文章討論說，如果男性不願意共同分擔家務勞動，那麼婚姻對男性從需求角度回報大幅降低，他們則寧可選擇單身，成為剩男。
所以，當男性在特定成長環境裡形成的對女性的看法，和現代女性自己要選擇成為的角色不能均衡搭配的話，“剩男”“剩女”現象就特別突出。
還好市場並不都是“封閉”的。越來越國際化的地球村上可以跨國婚配。Daiji Kawaguchi 和Soohyung Lee 2012年研究東亞地區的“婚姻移民”《Brides for Sale: Cross-Border Marriages and Female Immigration》，研究發現在發達的東亞地區，新婚裡面4％到35％的都是外籍新娘。文章發現，在其他條件一致的情況下，韓國和日本娶外籍新娘的男性都是相對年齡較大、學歷較低、或者是農民的可能性更高。這些在本國難以內部消化的剩男，通過跨國婚姻讓自己完整了。
生物學、經濟學 和社會學文獻都討論“assortative mating”──婚姻匹配。例如，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婚姻匹配的基本模式是丈夫的受教育水平高於妻子，所謂的男性 “向下選擇”。假如我們把所有男人女人按照相貌、收入、性格等綜合排序，那麼最棒的男性最終可能選擇了第二組女性，第二組男性選擇了第三組女性。最後剩下的，就是受教育最高收入最高的女性，還有第三組男性。
這整個婚姻市場鏈條式的調整，從以前穩定的配對機制到新動態平衡，關鍵是女性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提高。
在中國的語境下，新平衡還沒有穩定，在社會和文化上，許多新時代男性和女性都還沒做好相應的心理調適。男性需要開始接受洗菜做飯並不是賢妻良母的必要條件， 女性也要開始接受收入沒有自己高的丈夫。如果不對現代婚姻的期待進行相應調整，剩男現象會越來越嚴重，我們受教育程度最高、收入最好並且可能是最聰明有能力的女性，她們的基因可能永遠傳遞不下去了。這對整個人類都是個浪費。
我們能做些什麼？
在宏觀上整體社會觀念沒有盡快改變的同時，有什麼微觀上我們能做的來提高婚配幾率？
1. 不為一時的摩擦性失戀沮喪。積極擁抱生活，認識新朋友。
2. 合理調整婚姻期望值（不是隨意湊合），要降低對己對人的雙重標準。
3. 找不到工作時我們會去進修或培訓來提高自己的技能，沒有找到另一半的時候，抓緊充電吧。讓自己在婚姻市場上更有魅力－－健身、旅遊、讀書等等，讓自己的生活更精彩。
4. 一個城市找不到工作，換一個城市。一個行業不適合自己，尋找自己感興趣和可以發揮比較優勢的行業。你懂的。
5. 最後，“剩女”概念本身是非常具有歧視的，所以我提倡從現在起，我們用勝利的勝字代替，或者加引號，作為一個社會課題而不是一個具體的人群來單指。
雖 然整篇文章都在討論“剩女”，其實中國的剩男是個更加嚴峻的命題。當城市的剩男可以娶其它地區的女性，在中國這個本身男女性別就嚴重失衡的國家，偏遠地區 的剩男比例就更加嚴重。他們的生活、養老、社會融入和加入全球“剩男”行列的競爭等，都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此為後話，今日不表。
（本文作者劉倩為經濟學人集團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中國研究主管兼全球高級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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