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們引用“邊際生產率理論”(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為此類差異提供理由，該理論用更大的社會貢獻來解釋更高的收入。但那些提供推動技術進步的知識、從而真正改變我們的社會的人，得到的報酬相對微薄。想想激光、圖靈機的發明人，或者DNA的發現者吧。華爾街高薪人士的創新把全球經濟推向毀滅的邊緣，可這些金融企業家們照樣揣著巨額收入一走了事。
如果滴漏(trickle-down)經濟學有一點點道理的話，人們對於不平等的心態或許會好一點。但美國人如今的收入中值不及15年以前；全職男性員工的收入中值低於40多年前。與此同時，那些收入最高的人群從未像現在這樣富有。
一些人辯稱，不平等程度加劇是市場不可避免的副產品。錯：有好幾個國家在降低不平等程度的同時保持了經濟增長。
市場是用游戲規則塑造而成的。我們的政治體制制定了造福於富人、而讓其他人付出代價的規則。金融監管聽任掠奪性的放貸和欺騙性的信用卡業務實踐泛濫，從而讓金錢從底層向頂層轉移。為衍生品提供優先權的破產法也是如此。全球化的規則（資金可以自由流動，但員工不可以）加劇了本已巨大的議價不對稱性：企業威脅，除非員工做出巨大讓步，否則將離開所在國家。
教科書告訴我們，只有放棄增長或效率，我們才能擁有一個更平等的社會。然而，更仔細的分析顯示，我們正為不平等付出巨大代價：它加劇了社會、經濟和政治的不穩定，也加劇了增長放緩。擁有最健康經濟的西方國家（例如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也是平等程度最高的國家。
在二戰後不平等程度較低的那幾十年裡，美國經濟的增速遠遠快於1980年以後。1980年後，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超出比例地流向收入最高人群。從各個國家的長期數據來看，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平等、增長和穩定之間似乎存在著一定聯系。
從好的方面來看：通過減少“尋租”（設法分得更大一塊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得更大），減少給美國帶來這麽多不平等的扭曲機制，我們可以讓美國社會更加公平，也讓美國經濟運轉得更好。針對投機者的稅率，尚不及掙錢謀生者和創新者適用稅率的一半，這樣的法律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我們的價值觀，但也扭曲了我們的經濟，鼓勵年輕人投機，而不是投入生產活動。因為頂層有這麽多收入來自“尋租”，因此對收入最高人群徵更高的稅會抑制“尋租”。
過去，人們覺得美國遍地是機會。可在如今的美國，一個孩子在人生機遇方面依賴父母收入的程度，超過歐洲或有數據記錄的其他任何發達工業國家。昔日的美國努力創造機會均等的“美國夢”。但如今，“美國夢”只是個神話。
美國能夠再次變成一個遍地是機會的地方，但這種變化不會自動發生。只要我們還在實行這樣的政策——削減公共教育和有助於增加中下層發展機會的其他項目、同時削減收入最高人群適用的稅率——這種變化就不會發生。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支持公共教育等投資，並支持“巴菲特規則”（要求針對收入最高人群的所得稅稅率至少達到普通人的水平），這些舉措的方向都是正確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提出要裁減公務員，同時在另一個問題上（投機產生的資本利得適用稅率是否應低於辛勤工作所得）保持沉默，這些都令人擔憂。
美國將不得不面臨一個抉擇：如果繼續走近幾十年的老路，機會的匱乏將意味著社會分化更加嚴重，經濟增長率降低，社會、政治和經濟更加不穩定。抑或，美國可以意識到：經濟已失衡。黃金時代之後迎來進步時代，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的過分行為引發大蕭條(Depression)，而大蕭條又引出羅斯福新政(New Deal)。每次發現自己正走向極端之後，這個國家都把自己拉回了正常軌道。問題是，這一次還會這樣嗎？
本文作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Nobel Prize in economics)得主，新書《不平等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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