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實現「量能課稅」的租稅公義，財政部開徵證所稅的政策，沒有問題！愈快開徵則愈能儘早實現社會正義，這點從民調中就可以發現大家是支持的。只是知道什麼是該做的事情，知道什麼是對的，並不等於就能做得到，更不等於已經做到了。
台北市文林苑都更案，市政府宣稱一切都是「依法行政」，所有作為都是依照法律的規定去執行的，結果卻搞得市政府一整個灰頭土臉。知道該做些什麼，甚至斬釘截鐵就是法律規定該做的事情，如此的方向明確，結果卻依然慘不忍睹。
在企業中類似的情形，也真是不遑多讓。老闆訂下了目標，設定了KPI，自己的責任就算完成了，接下來的執行就完全是部屬的責任。領導者只關心策略方向，只是自顧自的在規劃，完全沒有考慮到執行上的因素：資源是否足夠、環境是否配合、時機是否恰當、對手是否反擊以及部屬是否有執行的能力…等等。正確的策略卻產生錯誤的結果，關鍵就在規畫時未考慮到執行層面，然而這麼顯而易見的道理，領導者卻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轍，總是誤把知道當做到，不禁使人懷疑，到底這些領導者的腦袋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我們在生活中也常遇到「誤把知道當做到」的例子。當讀到一本好書，興奮得三兩下就快速的把它唸完，深深覺得言之有理，從中獲得了寶貴的知識，也得到了深刻的啟發，這時就會以為自己已經達到了書中所說的境界。就好像讀完了《活在當下》這本書，幾乎每個人都會深表認同，並從此決定就要開始「活在當下」，便以為自己真的已經活在當下了。但實際上卻沒有幾個人能夠真正的活在當下，只有在讀完書本的當下有此感受，恐怕隔沒幾天，活在當下就只存在於當時的當下了。
又譬如念本投資理財的書，經過仔細研讀，讀完後終於了解其中的道理，自己瞬間就升格為投資理財專家，於是到處跟人品頭論足說得頭頭是道，但一旦實際操作卻發現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經常是虧損連連。
其實寫程式也是一樣，許多新鮮人去買本書想要看懂該怎麼寫程式並不困難，但是一旦自己實際下去寫的時候，卻經常發現就連一行程式碼都寫不出來，但當他看懂書本的時候，經常會以為自己已經具備了程式開發的能力。
這就像是請評論家去實際執行一般，美食家能評論菜餚的好壞，更能說得一口好菜，知道該如何烹飪才能做出一道好料理，但要他下廚卻是完全的兩回事；畫評家、影評家、名嘴…等也都是一樣的，大部分真正專業的評論家都知道，評論是一回事，去做則是另一回事，不會誤把知道當做到，自我膨脹以為能夠做到。從知道到做到中間有一條鴻溝，要靠能力與努力才有可能跨過，但嚴重的是，有些人把評論當結論，把知道當做到，這樣誤會可就大了。
學問在知道，工作要做到。
無論是政壇或是企業界，可以發現會誤把知道當做到的人，大多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出身學術界（當然這並非唯一的原因）。曾經接觸過許多位教授級、主任級或是所長級的學者轉戰企業界，下場幾乎都是鍛羽而歸、慘不忍睹（當然啦！在政壇的情形恐怕就更明顯了）。這些學者常被人稱為住在象牙塔中、不食人間煙火、不知民間疾苦，做事不知變通，與之溝通簡直比攀登喜馬拉雅山還要困難，比超馬選手林義傑還更需要耐力。而其問題就出在「誤把知道當做到」。
學術研究重視的是追求真理，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獨到的見解，對於真理不能妥協，這是令人敬佩的；但不管是企業界或是政壇卻都要面對嚴酷的現實環境，要與人溝通、要與人競爭、要與人廝殺還要與人妥協，空有理想是成就不了事業的。所以做學問只要找到答案事情便是圓滿，企業卻要能夠達成才能生存。當學者來到企業界卻仍舊維持學術界的思考模式，就難免會發生制定策略時忽略了執行面應考慮的因素（其實應該說是不知道執行會遇到什麼問題，也不認為執行該是他們的事），而只單純的思考怎樣才是正確的，應該要達到怎樣的效果，如此責任就已完了，才會一旦執行就處處碰壁，才會無法達成目標，所有問題都是別人無法配合、都是別人執行不力所造成的。
一位受過嚴格學術訓練，行為模式已被學術定型的學者，當他在學術領域表現得愈優秀時，要轉換領域就會愈困難，更何況是如此極端的環境轉變。學術界與企業界有很大的不同，好的學者要有風骨，但好的企業家身段卻要柔軟；學者可以假設狀況建立模型，企業卻須面對未知的突發狀況；好的學者要找到最佳答案，但好的企業家卻要找到當下最適切的做法；好的學者重視好的想法，好的企業家則除了想法要好外更重視好的做法。
其實不只學術與企業有很大的不同，企業與政治也有很大的不同。表現卓越的企業家一旦轉戰政壇，若仍用管理企業的那一套來從政，政績往往都不理想。面對不同的環境就應該用不同的方法態度來經營，否則原本要倚仗的經驗，一不小心就會從資產變成負債，反倒拖累了自己。
做一行像一行
也並非學者從商或是從政就沒有成功的案例。只要能夠摒棄包袱、認清角色，做一行像一行，這樣便能有加乘的效果。
就像雲彰地區超抽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導致高鐵通車才沒幾年就面臨提前壽終正寢的危機。地層下陷的問題大家都知道是因為超抽地下水，要停止超抽地下水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封井。這件事談了二十多年，甚至在二零零二年時水利署還編列了二千多萬經費請地方政府封井，結果地方政府卻因為農民生計問題以及選票考量而無法執行。
在二零一一年，時任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的李鴻源接下了這個擔子，這位曾任台大教授的水利專家，不像以往的官員只以一紙命令蠻橫的去要求民眾封井，而是實地去了解當地的困境、親自去與民眾溝通，了解所有執行上的問題後，提出完整配套措施再去執行，於是很快就有立竿見影的效果，有效解決了高鐵沉淪的問題。
就像他在解決東石養殖漁業超抽地下水的問題時也是一樣，在與養殖戶談之前就先做好所有的功課：包括他們的收入多少、養殖可以賺多少錢、一年淹幾次水、政府過去整治投入了多少經費，而這些經費最後也跟這些養殖戶的祖先墳墓一樣，一起都泡到水中去了。瞭解了養殖戶的生活困境與難處後，就知道要解決超抽地下水的關鍵就是要幫這些養殖戶解決他們生計上的問題。這才是執行上的重點，而不僅僅只是封井這麼簡單的議題。
於是李鴻源向養殖戶提出若是不再抽地下水，政府會把魚塭租過來改為人工溼地兼治洪池，首先這樣就不會再淹水了，再來從治洪池挖出的土還可以填高地基，政府再提供無息貸款協助重建住宅，接著政府再輔導轉型從事觀光旅遊。這樣養殖戶在基本生活上有租金收入可作為保障，又可以重建家園，未來的生計也有著落，如此的方案民眾又為何要拒絕呢？所以最後民眾竟然是跟政府站在一起的。
要知道更要能做到
能知不等於能懂、能懂不代表能做到。很多學者、顧問、評論家轉換角色後之所以沒有執行力，其最大的盲點就在於誤把知道當做到。能有精闢的分析、能找出關鍵的問題、能看出錯誤之所在……這些都是非常有貢獻的。只是若要能解決問題，要達成目標，就更要有執行力才行。如果領導者對於事情的執行僅止於確認方向、訂定目標，而不知要去了解執行上的問題，要去解決執行上的困難，那麼想要有執行力就無異於緣木求魚了。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