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連串經濟壞消息中蘊含的唯一好消息是，情況本來可能更糟：三大評級機構本來都可能調降美國的評級，股市本來可能下跌得更厲害，美國本來可能出現債務違約。人們普遍認為，在“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發展到眼下這一最新階段時，情況惡化的可能性非常高，而政府手中卻沒什麽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這一觀點的第一部分是對的，第二部分則不完全對。
整個危機期間、以及危機之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就事態的發展給出了條理清晰的解釋。危機前，美國經濟是由泡沫支撐的，全球經濟大體上也是如此。泡沫破裂後，留下的是過量的杠桿和房地產。因此，消費將持續疲軟，而大西洋兩岸現在實施的財政緊縮又使得政府無法去填補消費疲軟留下的需求缺口。鑒於此種情況，企業不願意投資就不足為奇了——即使那些能夠獲得資本的企業也不願投資。
當然，那些擔心政府手中缺少政策工具的人在一部分程度上是正確的。糟糕的貨幣政策讓我們陷入當前的困局，卻不能將我們拉出去。即使美聯儲(Fed)內的通脹鷹派人士能夠被降伏，第三輪定量寬松(QE3)也只會比第二輪(QE2)更加低效。即便是QE2，恐怕更多的作用也只是吹大了新興市場的泡沫，而不是給美國國內帶來多少新的貸款或投資。
但解決辦法是存在的，至少對像美國這樣能夠以低利率借債的國家來說是如此：拿錢去做高回報的投資。這既能促進經濟增長，又能帶來稅收，從而在中期內降低債務相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率，並提升債務的可維持性。即使在同樣的預算情況下，對支出和稅收進行結構調整、使之能夠促進增長，也可提升債務的可維持性。這些調整包括降低工資稅、對富人增稅、對做出投資的企業減稅、對不做出投資的企業增稅。
不過，其他地方卻存在著鬥爭。市場知道，在北大西洋大行其道的低稅收和舉債癖組合意味著，政府手中沒有什麽立刻可用的政策工具：貨幣政策將毫無收效，財政政策受到限制，經濟增長將會放緩，減赤效果（依靠財政緊縮）將令人失望。
然而市場也有一項鬥爭任務，這在標準普爾(S&P)調降美國評級事件中表現得很明顯。沒有哪位經濟學家會只看資產負債表的負債一側，但這卻是標準普爾的關註焦點。更能說明問題的是，美國是用美元償還債務，而它手中掌控著印美元的機器。因此，美國根本不可能發生債務違約——我們上周看到的那類假戲真做的政治秀不算數。
市場經常犯錯，但評級機構的過往記錄無法喚起人們對這些機構的信心。用少數“專家”的判斷代替無數人的綜合觀點——而這些專家是供職於一家治理和激勵都成問題的機構——這顯然無法令人信服。歐洲領導人最近在會議中呼籲減少對這些評級的依賴，這是正確的。
歐洲和美國現在面臨極端困難的政治局面。很難說哪邊的情況更糟糕：是美國的僵局，還是歐洲支離破碎的政治結構？歐洲領導人已經採取果斷行動，但事態的發展要快於他們批準和實施對策的進程。歐洲債務相對GDP的比率也低於美國；如果其財政框架足夠統一，其財政狀況也會好於美國。
歐洲的另一個問題是，有太多人認為財政緊縮是當下的靈丹妙藥。然而在危機前，愛爾蘭和西班牙的財政處在盈餘狀態，債務相對GDP的比率也很低。更多的財政緊縮只會使歐洲的經濟增長變得更加緩慢、財政問題越積越多。直到最近，歐洲領導人才終於認識到，希臘和其他被危機困擾的國家需要經濟增長——而財政緊縮永遠不會帶來這種增長。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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