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自2007年12月經濟開始陷入低迷以來屢次出現的“綠芽”，人們對於經濟終於開始復蘇的說法可能存有一些疑慮，這是可以理解的。在我看來，關鍵在於這對政策來說意味著什麽。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對財政保守主義者提出的削減預算要求不必那麽緊張了？或者意味著美聯儲(Fed)應該開始更多地關註通脹，並開始考慮加息？即便這不是許多迅速變黃的萌芽之一，美國經濟要回歸充分就業狀態，幾乎肯定需要更多的刺激。
看看美國就業市場現狀，你會發現這是一個無法避免的結論。這里一片慘淡。在最新的美國就業報告中，達到工作年齡且有工作的美國成年人的比例僅上升了0.1個百分點，僅達到58.6%，這是自上世紀80年代初的經濟低迷以來未曾見過的水平。仍有2300萬美國人希望找到一份全職工作而不得。就業缺口——跟上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數所需的新增就業數量——為1500萬。就業狀況尚未恢復到2008年12月的水平。男性就業率仍低於2007年2月的水平，同時，工作年齡人口大幅增加。
讓我們假設就業創造繼續保持在每月新增22.5萬個工作機會的水平。這僅比為每月平均新增勞動力提供就業所需的數量高出約10萬個。按照這一速度，美國需要150個月才能實現充分就業，也就是13年，到2025年左右。獨立的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比較樂觀，該機構預測，美國將在2018年之前回歸充分就業狀態。
勞動力增速一般為每年1%左右，生產率增速大約為2%至3%，因此產出增速需要持續超過4%，才能使失業率降低。沒有人認為這種速度的增長會持續很長時間，從而讓美國經濟很快回歸充分就業狀態。
一旦去杠桿化過程結束，經濟可能會回歸“正常”增速；但降低失業率需要經濟增速長時間超出正常水平。然而，“缺失的需求”（缺失是與2007年相比）的三個要素讓這一點成為不可能：當時家庭儲蓄率為零，這是因為收入最高的20%的美國人將收入的15%存入銀行，而餘下的80%人群，支出與收入的比例達到了異常的110%。
即使是在去杠桿化結束和金融體系被完全修復後，儲蓄率也不會恢復到以前的水平。我們也不應指望美國消費者的“回歸”，實際上，他們回歸才讓人擔憂，因為這既說明瞭他們的理性問題，也說明瞭金融體系為這種揮霍行為提供了方便。
在此次危機之前，在全部投資中，40%流入房地產市場。我們遭遇了房產泡沫，這造成了產能過剩。喪失抵押贖回權的比例之高和房價處於低位，都反映出了房地產行業的持續疲弱。
最後，美國的州和地方政府受到制約，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必須平衡預算。它們嚴重依賴於房地產稅，因此收入和支出都大幅減少。這就是為何現在公職人員數量要比危機之前少100萬的原因。總體而言，政府目前是順周期的，而不是逆周期的。
危機之前的泡沫掩蓋了美國經濟中的根本性問題。與富有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將更多預算花在了消費上。因此，在沒有泡沫的情況下，有利於收入最高群體的再分配模式——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全國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將造成總需求疲弱。
另外，就像“大蕭條”是美國經濟從農業向製造業過渡過程中的一部分一樣，“大衰退”是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過程的一部分。生產率的增長再加上不斷變化的相對優勢，讓製造業就業下滑變得不可避免。市場無法獨力應對如此劇烈的經濟變革。
不幸的是，面對這些根本性的結構問題，美國幾乎無所作為。實際上，此次經濟低迷在很多方面加劇了美國的不平等狀況。在此期間薪資漲幅未能跟上通脹的增速。
如今，美國經濟面臨著三大風險。首先，由於實行過度緊縮政策和歐元危機，歐洲可能會陷入更為嚴重的低迷。其次，人們可能出現自滿情緒，認為經濟在沒有政府支持的情況下將迅速復蘇。盡管每次低迷都會結束，但這不會讓人感到安慰。第三，我們可能承認失業率超過7%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我的“卡桑德拉式預言”最終錯誤的話，刺激力度可以減小。但如果我的預測正確的話，而我們採取的措施過少，那麽我們將後悔終生。
本文作者約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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