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佳怡
2011年,平路(1953-)出版了長篇歷史小說《東方之東》,用一對當代夫妻的故事映照鄭芝龍父子與順治皇帝的關係。此書與前一本描述鄧麗君生平的《何日君再來》相隔八年,然而這次的《婆娑之島》卻只讓讀者等了一年,似乎預言了平路的另一個旺盛創作期,「因為現在的我專心寫小說。」儘管已推出超過十部作品,平路說起這句話卻毫無疲態。
為什麼喜愛歷史小說呢?善於混淆歷史與小說邊界的大江健三郎曾談過一種「含帶誤差的重複」,他表示,「在敘事的開展上,若與時間的前進並行時,這個誤差就會出現特別的意義。」而平路則是掌其精髓,親自用寫作技藝進行「誤差」之鋪展。「關於歷史,我不會去推翻那些真實的部分,但我更重視的是歷史的空白、斷裂之處,而不是那些被簡化後的道德教訓。」從《行路天涯》、《東方之東》到《婆娑之島》,除了在歷史事件中做了人性幽微之探勘,平路更突顯了每一歷史事件的「歧始點」(bifurcation)身分:即便我們讀到了家國論述,也不代表只有家國論述。
眾聲喧譁之後
熟悉平路作品的讀者應該都知道,她的作品眾聲喧譁,絕不限於一家之言。即便是深陷情愛中的兩人,往往也在故事中各自表述,讓人得以窺見其中曖昧的模糊地帶。然而在新作《婆娑之島》,平路雖用了相隔超過三百年的兩條敘事線交錯對照,卻罕見地少了女性聲音,而是讓荷蘭駐台長官揆一(Frederick Coyett)與一位當代的美國男性外交官各自獨白,至於他們描述的女性除了姓名外,從頭到尾未曾發言,故事整體因此顯得異常沉靜。「我想嘗試一種更素樸的方式,畢竟對於以前那種小說『手藝』,我已經很熟悉了,所以想做一點新嘗試,而不只是重複自己習慣的方法。」「另外我也想問的是:難道女性沒有說話,就代表被壓迫了嗎?」
正因為如此,以往雖用交錯辯證的聲響為我們編織出可疑的間隙,平路這次則用兩條平行的時光軌跡為我們畫定更深邃的黑暗伏流。然而藏匿在黑暗中的不是絕望、不是溝通的失能,而是更多折射出來的鏡象。
愛情是最好的稜鏡
即便女性沒有發聲,《婆娑之島》中的兩條敘事線不只談及歷史,也確實描述了兩段男女戀情。「愛情是最好的稜鏡,最能折射出人們心中的光明與黑暗;當你愛上一個人時,你會以最快的速度把自己打開,不只暴露自己,對外界事物的接受度也最大。」於是在揆一的故事中,他先是理性訴說自己身為殖民統治者的矛盾心境,在面對被殖民者時,他也如同康拉德《黑暗之心》的主角充滿憐憫與愧疚之情;然而在遇見當地女住民娜娜後,他卻立刻狂亂又一面倒地向她臣服。即便神祕的娜娜從頭到尾不發一語,她的力量卻掌控了表面的男性發言,甚至象徵性地造就了揆一最後的退敗。
「或許這裡面也隱藏了我對台灣的期許:我們或許是柔弱的、或許是沒有聲音的,但不代表我們沒有力量,也不代表無法在未來走出新局。」
同樣的,在另一個故事中,親近台灣的美國外交官也因為一位來自台灣的「東方美人」惹上麻煩:「東亞政治的小圈子裡,東方女性被視為應該避開的暗礁。碰到嬌滴滴的 Dragon Lady,小心撞上了從此不能夠脫身。」正如同平路喜愛使用的這項隱喻:「誰是魚餌?誰是漁人?誰是等著上鉤的魚?」
歷史的字裡行間
「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個『寫實』作家。」平路笑說,「如果我寫的是存在於歷史字裡行間的內容,那麼相對於『真實存在』的歷史,我做的其實是『非寫實』的工作。」正如同曾有人說平路善用「後設」技巧,她對此理論名詞也不置可否。對她來說,重要的是讓歷史人物說話、是跳出現有框架。「我覺得『人』才是歷史中最完整、最有趣的部分。」
為了感受屬於「人」的部分,平路延續之前的創作習慣,特地造訪了揆一曾落腳的各處所在:阿姆斯特丹、巴達維亞(雅加達),和台南的熱蘭遮城。雖然並非首次造訪,但「重訪」歷史現場卻一直是平路寫作的必要準備。「我去了當初他們(荷蘭政府)招募士兵來台的徵兵處、揆一住過的舊房子、也去了船出航的港口,感受那裡的風。對我來說,我必須站在那裡,想像主角在那裡曾有過的感受,那對我的創作非常重要。」
往回看就是往前看
那麼,儘管是「含帶誤差的重複」,但歷史的重複是否可能讓人疏離當下、懼怕未來?如果所有追尋到頭來都只剩無止盡錯開的說法,人究竟還能掌握什麼?「我不認為有所謂不變的『現在』。畢竟所有『現在』都是過去的總合,愛情也是。人的每段戀情都是過去經驗的結果,或許是童年回憶、或許是一個創傷,這些都無法切割開來。」
於是對平路來說,歷史不是舊物,反而是寫給未來的情書,是一個與現代文明逆反的經驗。蘇珊.桑塔格曾說,「現代文明的特色之一,就是人喜歡感覺到自己能搶先走在自身的經驗之前。」並以此談論視覺經驗大量取代生活經驗的疑慮,但平路卻用最簡單的方式告訴我們:我們不用急著趕去哪裡,畢竟往回看就是往前看。你毋須害怕過去、擺脫過去、甚至背負過去,因為你就是歷史,你的未來包含所有過去,當然,過去也隱喻了所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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