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北京—文學不是拳擊比賽，但考慮到文學所能激發的各種強烈感情，它有時候也會像是場比賽。最近幾天，就出現了這種情況。兩位截然不同的中國作家幾乎同時獲得了國際大獎，在他們當中，一位受到執政黨共產黨的高度讚揚，另一位卻遭遇冷落。
在拳台的一角是莫言，他在上周四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中國共產黨分管宣傳系統的領導李長春表示，這個榮譽“既是中國文學繁榮進步的體現，也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
在另一角則是獲得2012年德國書展和平獎(Peace Prize of the German Book Trade)的廖亦武，他上周日在法蘭克福接受了這一榮譽，並發表激烈尖刻的講話，演講主題是“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廖亦武所說的帝國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他表示，為了中國和世界的自由，這個獨裁統治下的國家必須消亡。廖亦武曾因言獲罪，並坐牢四年，他在遭受了幾十年的政治迫害後於去年逃離中國，目前居於德國。
另一位作家表示，這兩個人被廣泛塑造成兩大敵對陣營的代表——一邊是統治集團，一邊是異見人士，兩大陣營共同定義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界限。這種情況可能顯示出，中國共產黨治下的大陸地區已經在多大程度上成為了這場辯論中的中心議題。
詩人兼學者梁秉鈞(Leung Ping-kwan)表示，中國政治的規模，一如該國的人口和經濟，能讓那些擁有獨立中國傳統的地方發出的聲音變得微弱，比如民主台灣和香港。
不考慮這些其他的中國傳統削弱了這個實際上非常多樣化的文化，就像一黨制國家的政治會減少社會上的不同聲音一樣。
“大陸地區是一個自主、自給自足的世界，其他中國地區的文學都不能與之匹敵，”香港本地的梁秉鈞說，“但還有其他的現代傳統沒被考慮在內。”
他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表示，尤其在西方，“人們對中國文學的認識實際上非常有限。他們說起中國文學時，提到的要麼是中國大陸地區被認可的主流作家的代表莫言，要麼是異見人士代表廖亦武。”
梁秉鈞說，“假設你是一個德國人，那你可能就以為中國人都是高密農民，”高密是莫言偏遠的故鄉，是莫言寫作的靈感之源。“或者認為中國人都是異見者。”
他補充道，“我不是反對莫言。但現在這個情況，缺了點兒什麼。我們需要一個文學全景，而眼前的地圖是不完整的。”梁秉鈞的詩集《形象香港》(City at the End of Time)，是一部描寫香港的里程碑著作，剛剛獲得再版。
為了把這張地圖補充完整，我們可以將目光投向另一位於本月獲獎的中文作家——台灣詩人及學者楊牧。10月5日，楊牧獲得紐曼華語文學獎(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事實正在表明，對華語作家來說，10月是個好月份。）
紐曼華語文學獎的評委之一、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教授奚密(Michelle Yeh)說，“如果非要說誰是當今最偉大的華語詩人，我會說，是楊牧。”
她說，“對華語做出最大貢獻的人，才是最偉大的華語詩人。迄今為止，楊牧的作品已經對華語做出了傑出貢獻。”
她說，“現在許多人不知道這些，是因為他們不讀楊牧的作品。”大陸作家常常覺得楊牧的作品“太高雅，太文學化”。
楊牧最廣為人知的是他的早期浪漫詩歌，以及他對挑戰固有傳統敘事模式的興趣。
奚密說，“基本上，他是在表示，‘我處於當今華語主流文學之外。’”
她說，“他以過去的學者作家為榜樣，例如蘇東坡”，這位11世紀的詩人。“他是一個對中國古典傳統及文化諳熟於心的作家。莫言有這些品質嗎？說實話，我覺得他沒有。”
但是奚密也欣賞莫言。
她說，“當代大陸小說作者最大的資本是他們在自己土地上的經歷——他們在1949年之後的經歷，他們經歷了什麼，他們的祖父那輩人經歷了什麼。那是他們的現實。”
她補充道， 那種現實，許多都植根於政治動蕩之中。
然而她還是說道，“我覺得他們對中國的理解很有限，僅局限於20世紀，尤其是20世紀下半葉。”
那麼，這三位作家獲得的三個獎項都告訴了我們什麼？
奚密說，對一些人來說，答案可能很明顯。但一些外國讀者基本上只看來自中國大陸的作品譯本，他們不熟悉其他的中國當代作品，因而我們需要為他們指出來：“中國作家們筆下的中國現實，及其中國語言的表達方式，截然不同。”
她說，“莫言是位尋根作家，他忠於他的尋根寫作。廖亦武對自己做的事情充滿激情。他只能做他自己。他的經歷令我崇拜他。但我覺得楊牧是最好的藝術家，他傳承了中國文化，並與其歷史緊密相連。”
DIDI KIRSTEN TAT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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