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筆下的中國

紐約時報
朱莉婭·洛弗爾 (Julia Lovell)

倫敦—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曾寫道，文學獎項“如果你得了也沒有關係”。中國的當權者們對待諾貝爾文學獎的態度遠沒有這樣從容。

中國在毛澤東去世後融入國際社會，自那時起，中國政府一直渴望諾貝爾文學獎能授予一名在中國生活、工作和取得成功的中國公民，以此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成為世界上的現代強國的證明。中國對諾貝爾獎長期以來的羨慕，使該獎變為集體功勞的象徵，而不是個人創造力的象徵。
理論上來講，諾貝爾文學獎在周四頒發給莫言應該可以終止中國的諾貝爾情結了。莫言是一名共產黨員，也是官方組織中國作家協會的副主席。歡欣鼓舞的中國共產黨喉舌《人民日報》和負責宣傳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即刻向莫言表示祝賀。中國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中斷其正常節目，插播莫言獲獎的特別消息。

和之前的中國血統諾獎得主所引發的反響相比，這次有顯著不同。流亡海外的作家高行健在200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北京譴責諾貝爾委員會(Nobel Committee)出於“政治目的”頒獎。當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被授予異見人士劉曉波，中國外交部把諾貝爾委員會的這一決定描繪為對該獎的“褻瀆”。劉曉波因為從事支持民主的活動被判刑11年，至今仍被監禁。

然而，儘管官方為此歡呼，莫言獲獎也引發了政治爭議。中國異見人士對此表示不滿，用艾未未的話說，莫言獲獎是對“人性和文學的侮辱”，因為莫言向政治體制妥協，並在劉曉波受監禁一事上保持沉默。批評家還提及，莫言在今年早些時候和其他作家一起抄寫毛澤東在1942年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是中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寫作方針的原始文本——以作為《講話》的特別紀念版。一名憤怒的網民則直接在網上發佈了自己對着莫言照片豎中指的圖片。

莫言的中國攻擊者（那些生活在專制審查的日常現實中的人）有理由作出批判。近年來，莫言一直在設法躲避政治爭議。在2009年的法蘭克福書展(Frankfurt Book Fair)上，中國成為“市場焦點”，出任中國官方代表團文學代表的莫言則容忍自己發表乏味的演講。和代表團里的其他人一起，他盡職盡責地抵制了有流亡中國作家參與的活動。出席今年4月舉行的倫敦書展(London Book Fair)時，他同樣地照本宣科。據傳言，中國代表團的每一位成員都收到一個長長的單子，上面列出不能和外國媒體討論的禁忌話題——最為突出的是對薄熙來的整肅，薄家的醜聞正是在書展期間爆發的。

然而，如果在遠處觀望這些爭議的西方人，把莫言看做文學傀儡而認為他不值得一提，或認為他所著的幾本有關1949年後的中國的歷史小說只呈現一個經過官方過濾的中國及其近況，那是他們不肯動腦子。自從在20世紀80年代晚期出版《天堂蒜苔之歌》以來，莫言的小說一直尋求暴露共產黨統治下盛行的殘暴、貪婪和腐敗。

例如，以虛構的、與書名相同的中國省份為背景的《酒國》（1992年出版）一書，是對中國新興市場經濟的精神空虛的辛辣諷刺。莫言的小說可能寫作技巧不夠完美，也沒有向當代中國最敏感的禁區開刀，包括1989年對民主抗議活動的鎮壓，或中共領導人及體制對中國很多政治不平等現象應擔負的責任。但他敘述的怪異場景所表達的，是對人民共和國的尖刻洞察，而且，通過合乎邏輯的延伸，也是對該體制設計者的尖刻洞察。儘管他對中國在1949年之後的現狀很少直接批判，但他作品的評判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也是無所不在的。

我們應該把精力集中在理解莫言本人及其小說關於今日中國告訴了我們什麼，而不是譴責莫言在政治上的妥協。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當代文學並不是該體制的懦弱讓步者和英勇抵抗的異見者之間的善惡之爭（儘管中國不缺勇氣非凡、敢於向權威說真話的個人），而是一個各種聲音都力爭在政治允許的範疇里生存的現實，這個範疇有時意外地大；一些作家（包括莫言在內）不時外推其邊緣。

莫言在獲獎後的記者招待會上回應批評者時，也間接提到了這一模稜兩可的現實：“很多在網上批評我的人，他們本身也是共產黨員，他們本身也在體制內工作，有的人甚至在體制內獲得了很大的好處……如果他們看過我的書，就會明白我當時的寫作也是頂着巨大的風險。”

莫言是一個一面和當局者公開遊戲、一面為自己保留了創作空間的作家，這使他能夠向同一當局提出間接的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對莫言的攻擊似乎打破了他對政治的慣有沉默。獲獎之後，莫言曾公開表示自己希望劉曉波“能儘快獲得自由”。

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或許預示着其得主將迎來更有意思的時代。

茱莉亞·洛弗爾(Julia Lovell)是一名作家兼文學翻譯家，還在倫敦大學伯克貝克學院(Birkbeck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擔任現代中國歷史講師。她最新出版的書名為《鴉片戰爭》(The Opium 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