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保釣角色：從主角變成配角

紐約時報

王健壯

歷史很諷刺也很現實：在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中，台灣是主角，中國大陸是配角；但在相隔40多年後的今年的保釣運動（下稱：“釣運”）中，大陸是主角，台灣卻變成了配角。

1970年11月“釣運”初起時，中國大陸正陷於文革第四年的狂潮浩劫中，內部動亂，外部鎖國，根本無暇他顧“釣運”，就像“老保釣”王正方（電影《北京故事》導演，1971年11月，曾與另外四位台灣留美保釣學生秘赴北京與周恩來見面）所說：保釣運動發展初期完全和中共扯不上關係，中國大陸那時對釣魚台（中國大陸稱釣魚島）事件所知甚少更無興趣。”（出自《左翼傳統的復歸》一書，第164頁，王正方所寫〈保釣運動今昔談〉一文，台灣人間出版社2008年出版。）
但台灣卻不一樣。70年代的“釣運”有兩個戰場，一是美國地區，二是台灣島內。參與並領導美國“釣運”的人，幾乎全是來自台灣的留美學生，而島內“釣運”的大本營則是多數美國“釣運”人士的母校：台灣大學。而且，國民黨政府當時對“釣運”兩大戰場的發展都有介入，美國“釣運”最後分裂為三條路線：左統、右統與中間派，台灣“釣運”演變轉化為後來的民主運動，都跟國民黨處理“釣運”失策息息相關。

美國“釣運”初起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與美國建交，也仍未進入聯合國，台灣留美學生對保釣前途當然是寄希望於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但一則因過去國共鬥爭陰影仍在，讓國民黨政府對學生運動心存強烈恐懼與反感，再則國民黨派赴美國安撫留學生的官員又處置失當，讓留學生心生反感，美國“釣運”於是逐漸出現了反國民黨的質變。

1971年4月10日“釣運”華府大遊行這一天，便成了“釣運”路線質變與分裂的轉捩點。遊行當天的口號“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其中強權當然指的是美、日兩國，但國賊指的卻是國民黨政府，而留學生之所以把國民黨視為國賊，理由是：國府守土失責，外交懦弱無能近乎賣國。

對中華民國政府失望的結果，當然就是轉移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無限期望。過去長年在台灣讀書、卻從未接觸過馬列毛思想的許多台灣留學生，從此開始惡補左翼理論，開口就是馬列如何如何，閉口也是毛澤東這樣那樣，“釣運”的主流至此已質變成了“統運”。改走“統運”路線的台灣留學生，雖然從小喝國民黨奶水長大，卻公開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應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1971年10月25日，他們的願望終於達成：聯合國決議以PRC(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英文縮寫)取代ROC（中華民國的英文縮寫）。

左統保釣派的台灣留學生雖然終於盼到了“東方紅，太陽升”，但另一方面他們的人生卻進入了一個料想不到的黑暗期：國民黨政府認為這些“釣運”領袖受到“毛蟲”與“共匪文特”的操縱利用，從此在他們的姓名中間加了個“匪”字，例如“劉匪大任”、“郭匪松棻”、“李匪我焱”、“王匪春生”等等。既然被冠上了匪字，他們當然也就被列入了所謂的“黑名單”，從此禁止入境台灣。台灣雖是他們成長的故鄉，卻有家歸不得，二十年落花飄零海外，學業、生活與人生為之丕變。直到90年代黑名單才完全解禁，但他們早已是逾五望六的老人，就像作家張大春寫的那兩句詩：“當時烏髮斗潮流，此際銀鬖傷鬼魅”。

參與台灣“釣運”戰場那些人的命運，其實與美國老保釣也庶幾近矣。70年代的台灣尚處戒嚴時期，集會遊行當然為法所禁止，但在太平洋彼端響起的“遠方風雷”，卻像咚咚戰鼓一樣敲響了台灣保釣運動的序曲；第一張保釣大字報在1971年4月12日出現在台大校園，標題是“釣魚台是我們的”，內容是“我們堅決抗議日本無理的要求，美國的荒謬聲明”，跟美國“釣運”初期寄望於國民黨政府一樣，這張大字報的最後一句話也是：“我們永遠支持政府”。

第一張大字報是台大香港僑生社團“德明校友會”所張貼，隔天第二張大字報（應該說是大布聯，大到一幅從三樓垂掛到一樓長約十幾米的白布條）接着在校園出現，兩排大黑字醒目寫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五四運動時羅家倫在北大校園寫的那兩句標語，50多年後重現台大校園；這幅大布聯是“大學論壇社”所懸掛，“大論社”是台大當年的一個進步社團。

英國詩人托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有句詩：“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但1971年4月對台灣保釣運動而言，卻是最狂飆的月份。台大香港僑生率先打破“學生不準走出校園”的禁令，到美國與日本駐台大使館抗議（當時美、日與台灣尚未斷交）；台大各學生社團也聯合組成全校性的“台大保衛釣魚台委員會”，並召開“釣魚台問題座談會”；四月是花季，台大校園各處繁花盛開，但比繁花更繽紛耀眼的景觀是：各式各樣的保釣海報與標語，張貼在每一棵大王椰子樹上，保釣的文字與聲音像春雷乍響般此起彼落，從台大一路響到每一所大學校園；就像鄭鴻生（台大當年保釣學生之一）所說：“（保釣）是台灣戰後新生代的第一次集體政治行動”。

國民黨政府當時能夠遠渡重洋介入美國“釣運”，對近在咫尺的台灣“釣運”當然更是嚴加管控。黨政大員紛紛約見“釣運”領導學生安撫勸導，情治機關也不時約談學生領袖軟硬兼施，但就像介入美國“釣運”一樣，國民黨介入台灣“釣運”的結果也是適得其反，他們阻擋不了學生走出校園走上街頭，也激發了保釣學生“造威權體制的反”的決心與鬥志，更埋下了後來反國民黨民主運動的種子。

但跟美國“釣運”最後走向“統運”路線不同的是，台灣“釣運”雖然受到美國左統保釣派的啟發，在校園內與知識界也出現了左翼思想的萌芽，但“釣運”對保釣世代最大的影響卻是民主思想的啟蒙。台大在“釣運”期間舉辦的“言論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以及“中央民意代表應否全面改選”等座談會，看似與“釣運”毫無關聯，其實卻無一不是“釣運”的精神投射與價值延伸；若說台灣“釣運”是台灣民主政治的序曲，大概也毫不誇張。

1970年代是台灣的“軸心年代”，也是“閘門乍開的年代”，如果形容70年代以前的台灣是“萬山不許一溪奔”，之後的台灣卻是“堂堂溪水出前村”，而第一道衝出千壑萬山的滔滔溪水毫無疑問就是保釣運動。保釣的外在挫折，帶來的結果卻是台灣的內在反省、內在覺醒與內在蛻變；文學藝術的鄉土運動，政黨政治的抗爭雛型，以及威權統治的逐漸解體，都始於70年代那關鍵十年，有人因此形容：保釣運動帶頭的70年代是“現代台灣的原型”。

但才僅僅過去42年的那段保釣近代史，對台灣目前的年輕世代來說，卻猶如夏商周一樣遙遠的上古史；老保釣每逢保釣周年，都不忘辦個座談會或寫篇文章話說當年，但年輕世代卻根本不知保釣為何物，少數略有所知者也常困惑不解：一個蕞爾小島值得這麼大張旗鼓去你爭我奪嗎？

今年因日本政府國有化釣魚台，改變了釣魚台主權擱置的現狀後，中國大陸保釣反日一度像野火燎原般竄燒東南西北各地，但台灣卻溫良恭儉讓像個局外人，話語權很低，行動權更低。例如在政府層面，馬英九雖多次強調對釣魚台寸土寸石不讓，更提出“東海和平倡議”構想，希望相關當事國進行和平協商，但大陸與日本卻反應冷淡。在民間層面，蘇澳漁民70多艘漁船雖與日本保安廳在釣魚台海域纏鬥追逐，但登島行動卻功敗垂成，台、日漁權談判也仍未獲進展。

另外，美國“釣運”時代的老保釣林孝信在台北發起的保釣大遊行，只吸引了一千多人走上街頭，人數雖少，少到還不到大陸保釣人數的零頭，但卻已經創下台灣近40年來最多保釣人數的紀錄。更諷刺的是，台大雖是當年“釣運”大本營，但今年校園卻冷冷清清，好像校史上從來不曾有過保釣那一頁輝煌篇章，甚至連70年代的“釣運”文獻也存檔於清華大學，而不是“釣運”發源地的台大。

俱往矣，這三個字是老保釣對當年那段狂飆歷史的心情寫照，也是台灣對保釣的現實寫照；那些老保釣記錄或書寫那幾年歷史的那幾本書，劉大任的《遠方有風雷》，張系國的《昨日之怒》，鄭鴻生的《青春之歌》，也許早就替台灣在保釣運動中的角色畫下了句點。

歷史寫的是主角的故事，有誰會聆聽配角的故事呢？


王健壯曾任台灣《中國時報》社長，現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