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許知遠
“這未嘗不是對青春的另一種緬懷。”指着桌上的報紙，我的一位台灣朋友說。
在版面上，頭戴藍色軍帽的馬英九在彭佳嶼上發表演講，聲稱“釣魚台等於是彭佳嶼，都是台灣的附屬島嶼”。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彭佳嶼這個名字。在地圖上，它恰好處於基隆港、釣魚島構成東北方向直線上，它的西南56公里是基隆，向東北140公里則是釣魚島（在台灣，它被稱作釣魚台）。這個火山噴發形成的島嶼以鐵炮百合花與興建於1909年的燈塔聞名。它也是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所能實際管轄的最北方的島嶼，除去氣象站、海巡署的工作人員，還有一塊“海疆屏障”的紀念碑，那是陳水扁在2005年8月所立。
馬英九的到來是高度象徵性的。自從五位香港人士把五星紅旗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短暫插上了釣魚島之後，這一持續了40年的爭端再度爆發。台灣則在這新爭端中的角色尷尬。台北承續着一個中國的立場，在憲法上，它一個流亡、卻仍屬於正統的中國形象示人，難以追隨北京的立場和政策，它試圖表現出民族主義立場，卻又強烈的依賴於美日兩國。馬英九試圖表現強硬時，它不僅被北京與東京忽視，也在台灣內部引發譏笑。“難道遙望大陸的劉曉慶，她就能變成我老婆嗎“一位民進黨立法委員潘孟安這樣評論。
當釣魚島風波在北京愈演愈烈時，很少有台灣人關心此事。走在台大的校園裡，你很難想像40年前的青年人，曾因這一事件熱血沸騰。
對整整一代來說，釣魚島不只是海面上的那幾塊礁石，也不只是海底蘊涵的石油與天然氣，它更與一代人的覺醒有關，是歷史的另一個轉折時刻。馬英九曾是熱烈的參與者之一，也正因這一事件，他開始進入公共舞台。反對者可以嘲笑他眺望釣魚島的舉動，但按照他在哈佛大學的論文，他的確可以宣稱“彭佳嶼就是釣魚島”，因為它們“都是觀音山、大屯山等海岸山脈延伸入還後的突出部分”。
僅僅從標題上來看，馬英九的博士論文的中譯本像是兩種相逆情感的強行嫁接——《怒海油爭：東海海床劃界及外人投資之法律問題》。比起冷冰冰的副標體，主標題的情緒呼之欲出。你也很難從這位62歲的、言行總過分“正確”的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上，看到他的另一個形象——馬英九在2008年2月出版的自傳《沉默的魄力》一書中描述當時景況：“徹夜的畫海報，與志同道合的同學一邊流眼淚一邊工作，爾後，甚至還參與街頭示威，拿起雞蛋怒砸日本特使座車。”
他有沒有仍出手中的雞蛋，已不可考，不過，你可以從中感到那個時代的激越情緒。
那是1971年的台灣。在這一年，中國大陸最重要的事件是林彪墜機和加入聯合國，它標誌着毛澤東神話的褪色與中國正常化的開端。而對於身處台灣的“中華民國”來說，它最難以忘懷的卻是“保釣運動”與“退出聯合國”，是一個外交潰敗、陷入身份危機的時刻。
而海外的華人世界，則因這力量轉移而發生了新的裂變，這其中蘊涵著無盡的爭吵、希望與幻滅。我也很難想像，原來有一群台灣青年人在美國的大學校園裡，學習階級鬥爭、群眾運動、朗誦毛主席語錄。國共戰爭的陰影竟拖得這樣長，它不僅蓋在了新一代人身上，而且激發起如此熱烈的迴響。
二
第一次關於保釣的遊行發生在1971年1月29日至30日的美國。在紐約、芝加哥、華盛頓、西雅圖、舊金山與洛杉磯六個城市，從台灣來的留學生與當地華人走上街頭，抗議日本人強佔釣魚島。
事情緣起於美國總統尼克松與日本首相佐藤榮在1969年11月的會晤，尼克松決定將二戰後由美國託管的硫球群島的管理權，在1972年交還給日本政府，其中也包括釣魚島列嶼。
一開始，它僅僅引起了台灣漁民的不滿，他們習慣的捕魚作業突然遭遇了日本海防的干預。接着，《中國時報》的記者登陸釣魚島，除了插上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還在一塊石頭上寫了“蔣總統萬歲”五個字，隨即國旗被硫球憲警拔下。
倘若不是在釣魚島周圍最新發現的石油，連帶中華民國的外交困境，同時新一代知識分子也介入進來，這一決議與這些小衝突，或許並不會導致戲劇性的結果。
在1970年11月號《中華雜誌》上，一位叫王曉波的台灣大學研究生髮表了《保衛釣魚台》的文章。除去追溯歷史與法律，他還在文章開始引用了羅家倫的名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羅家倫是1919年的學生運動領袖，是《五四宣言》的執筆人。
出生於1943年江西的王曉波，是再典型不過的國共戰爭的受害者。他先隨國民黨憲兵父親來台，但他的母親不久則以匪諜罪被槍斃。他在困苦的環境中成長，卻有一種強烈的理想主義。60年代的台灣校園，有一種被壓抑的理想情懷，它與國民黨的混雜教育有關，也與通過胡適、殷海光這些導師的存在有關。國民黨宣稱對整個中國的合法性，用民族主義來凝聚社會，它又是高度壓迫性的。它塑造出這樣的社會情緒，人們在專制下感到普遍的無力與冷漠，流亡政府又加劇了這種冷漠，人們（尤其是外省人）只想逃離此地，日益猛烈的留學潮，是這逃避主義的最好表現。但同時，這民族主義教育賦予青年人強烈使命感，這使命感來自於中國傳統的士人精神，又與百年來的屈辱史息息相關。而日本正是這屈辱史中的最重要一環。
當遭遇到釣魚島爭端時，王曉波這樣的敏感靈魂，就被激發起來。但最先響應他的不是本地人，而是海外的台灣留學生。一份美國華人學生雜誌《科學月刊》轉載了這篇文章，並製作了釣魚島專號。藉由這本郵寄雜誌締造了網絡，相關討論也迅速在不同大學的小組裡展開。
這混雜的特性，在美國得到了另一種釋放，尤其是對那些理想主義濃烈的青年人。在美國大學圖書館裡，他們獲得了對中國歷史的另一種視角，它與國民黨政權所灌輸的截然不同。距離也消除了部分的恐懼，被專制壓抑的表達慾望復蘇，而美國六十年代的抗議氣氛則加劇了這種復蘇。他們的身份意識，也因在陌生之地而被激發起來——在王曉波的著作《新希望與自覺運動》序言“從自覺運動到保釣運動的歷史回顧”中，美國東西兩岸的台灣留學生舉行示威遊行之後，他收到了同學的來信，感慨：“在台灣冰封了的愛國熱情，居然在異國的冰天雪地里融化了。”
這些青年人很快覺得，僅僅討論是不夠的，他們還要把在台灣被壓抑的行動熱情展示出來。對他們來說，1971年1月29日、30日的遊行意義重大，他們第一次突破內心禁忌，走上街頭，熱情也被進一步激發出來。4月10日，他們組織了規模更大的遊行，並相約東岸與中西部的遊行者都匯聚到華盛頓。他們的目的是明確的，倘若1月遊行的示威對象主要是日本駐美機構，這一次則要針對美國國務院與中華民國大使館。他們要對前者表達對美國偏袒日本態度的不滿，期望美國在這一爭端中主持正義;他們也希望在大使館尋找支持，他們愛國情緒能得到祖國政府的認可。
他們的高昂熱情，卻遭遇了接連的挫敗。美國用冷冰冰的既定官方語言回應了學生的抗議，而中華民國的使館則更令人氣餒，外交官們沒有回應他們的熱情，大使甚至沒有露面，更何談支持他們的立場。
三
這一遭遇改變了這場運動的方向。像52年前的五四運動一樣，台灣青年人發現對外屈辱往往源自內政的軟弱。
當時台北的中華民國正面臨著深切的合法性危機，它在聯合國的席位可能要被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儘管標榜民族主義傳統，國民黨卻不可能在這個敏感時刻，因為釣魚島而與美日兩國發生爭執。同樣重要的是，像所有專制政權一樣，國民黨政權對於學生運動保持着本能的敵意，更常把丟失大陸的原因歸於共產黨鼓動起的青年抗議。
受挫的運動帶來了意外的後果，愛國熱情變成了啟蒙熱情。留學生們發現自己所受的教育充滿謬誤。美國不是篤信公理的烏托邦式的國家，而日本更不是國民黨所宣講的那樣——作為“戰敗國”，它對國民黨的“以德抱怨”的政策感激涕零。而國民黨政權在這一事件中的表現，全然不像一個“戰勝國”。他們對於“紅色中國”的興趣陡然增加。這個“淪陷的匪區”正要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美國對它表現出特別的尊重。這也給予青年人某種曖昧的希望，北京政權更能維持民族自尊。
經過多年的反共教育，他們很少知道中國現代史到底發生了，國民黨為什麼會丟失掉中國，共產黨為何能贏得廣闊的疆域與人民……，這些好奇心被激發起來。
隨之而來的則是路線之爭，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的現實更加劇了這分歧，原本團結在“愛國主義”下的青年人，分成了不同的派別。一些人向北京靠攏，沉迷於社會主義的夢想，浪漫化中國，甚至高呼“毛澤東思想萬歲”，成為了“回歸派”;另一些擁護國民黨的統治，但他們也知道昔日的意識形態已經死亡，他們提出了“革新保台”，通過內在建設來維繫自尊; 還有一些人既不選擇共產黨、更失望於國民黨，乾脆投入台灣獨立的懷抱。
王曉波的文章激發起海外的保釣運動，這股情緒隨即傳回了台灣。馬英九也是這傳遞者之一，作為台灣學生領袖，他在1971年初訪美時，親身體驗了海外熱情，並將這種熱情帶回台灣。
台灣的學生運動是1971年4月12日開始的，台大香港德明校友會在校門貼出第一張海報——“釣魚台是我們的，我們堅決抗議日本無理的要求，美國荒謬的決定，我們永遠支持政府！”這如今看來平淡如奇的海報，卻令當時整個校園沸騰。在常年戒嚴的台灣，還有第一次有學生表達他們的政治主張。（這也是綿延了40年的保釣運動中的嘲諷一課，不管是1971年，還是2012年，總是台灣人和香港人充當了最先的行動者）。
第二天，來自一份充滿叛逆精神的學生雜誌《大學論壇社》的青年人則把羅家倫的兩句名言，寫在了兩條白布上，懸掛在台大校門口的三層小樓上。它製造了令人震驚的視覺效果，口號中的屈辱與激憤似乎一下子變得立體起來。
比起海外留學生的強烈的身份焦慮，身在台灣青年人則更感到一種現實壓迫，更有一種對“對內腐敗，對外無能”的國民黨政權的憤怒。而這正是一個衝突壓抑的良機。抗議的熱情從台大傳遍台灣的校園，示威從校園來到街頭。它的高潮一幕發生在6月17日,學生舉着標語、呼喊着口號，前往日本與美國的大使館，宣讀他們的抗議書。
當海外的保釣運動在1971年秋天后開始衰落時，台灣學生的運動則發生轉向。釣魚島不再是關注的中心（或許，它從來也不是），年輕人把精力轉回到台灣內部的建設。在校園內，他們舉辦“言論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期望能獲得被長久壓抑的言論自由，復活學生運動的傳統。根據鄭鴻生所著《青春之歌》的紀錄，一位親歷者洪三雄回憶說：“五四運動的歷史精神，彷彿一下子又復活，瀰漫在台大校園。各學生社會紛紛推出不平則鳴的文字。”而另一位叫陳鼓應的青年則感到青年人對政治與社會的熱情：“頃刻之間從冰凍中冒出來”。
這熱情針對的不再是抽象的中國，而是他們生活的台灣。一種風雨同舟的感覺也第一次出現在青年中，既是對逃避的上一代的逆反，也是對國民黨的“反攻大陸”的厭棄，他們宣稱要理解台灣、改變台灣。台大校園刊物《大學新聞》上的一篇社論這樣寫道：“不管我們所擁有的土地有多少，起碼我們在這塊自由的土地上是屬於共患難的一群人。大陸未復之前我們只有通信在此建立一個真正民主憲政體制的開化國家，然後再談其他期遙之途，才不致本末倒置而無所措手足。” 台大發起了“百萬小時奉獻運動”，要服務農業、漁村與山地原住民。
它也開啟了一個行動的時代。對於青年人來說，六十年代的逃避情緒散去了，一個參與時代到來了。
四
從華盛頓到台北，這些青年人真的關心太平洋上那幾個無人居住的小島嗎（即使它蘊涵的石油真的客觀存在）？狹隘的民族情緒與經濟利益，很難激起這樣強烈的情感，並且驚人的延續下來。
在台大門口的聯經書店，我買到與此相關的兩本書。鄭鴻生的《青春之歌》，紀錄了有關他這一代的青春記憶，鄭鴻生出生於1951年的台南，1969年入讀台灣大學哲學系。對他個人與台灣社會來說，接下來4年時光，是一連串的戲劇，而“保釣運動”則在其中佔據着中心的位置。我看到那些青春意氣的黑白照片和飽含激情的文字，試圖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溫度。
《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則是另一本會議文集。2009年5月，一群昔日的保釣青年聚在新竹清華大學，追憶與反思這一塑造他們生命的事件。比對他們此刻與往日的照片，除去外表透露出的生命必然衰老，你竟感到他們的激越情緒卻驚人地未變。四十年來，歷史如同任何時期一樣，充滿了幻滅與嘲弄，那些曾經渴望社會主義的保釣者一定會對中國大陸的真相大吃一驚，而當初聚集在中國民族旗幟下的青年，也會多少無奈的目睹着台灣自身的民族主義的成長。釣魚島的命運，是一個崩潰的中華帝國的遺產，是中國近代積弱的象徵。但如今中國作為一個新帝國再度興起，這一趨勢卻並未帶來他們期待的結果。坐在瀰漫著“哈日”氣氛的台北，這種感覺更為強烈。
不過，我還是抑制不住的羨慕他們。《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紀錄了參與新竹清華大學會議的其中一位與會者，引用了莎士比亞的名言：“在這日子裡沒有參與戰鬥的人們，難免終身悔恨，猶若被詛咒;而每當我們戰友提到這日子，他們必定自感低人一等。”這場運動更像是一種對自身存在、個人歷史責任的喚醒，對既有體制的反叛，正是在這種反叛與發現中，個人超越了庸常，尋找到生命意義。
許知遠是作家，出版作品包括《那些憂傷的年輕人》、《中國紀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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