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中國武漢七年內，人們期待已久的紐約市第二大道地鐵線路支線將會建成，長約3.2公里；同一段時間裡，擁有9百萬人口的中國中部城市武漢則計劃新建一整套地鐵系統，全程長約225公里。
地鐵系統還只是武漢市重點工程的一部分，該市市政工程總造價1200億美元，要建設的項目包括兩座新航站樓、一個新金融區、一個文化區、以及一條濱河步行街，步行街里的一座辦公樓比帝國大廈還要高一半。
武漢是中國第九大城市，目前全城已進入建設狂潮之中，雖然一隊隊洒水車不斷給街道洒水，但全城依然塵霧瀰漫。難怪新近晉陞為市委書記的武漢市長被人們稱為“滿城挖”。
對於這個位於上海西邊約684公里處的省會來說，這些計劃似乎顯得過於浪費。但這並不少見。中國共有幾十個城市也在爭相建設造價同樣昂貴、同樣野心勃勃的基礎設施項目，有的還更甚於此，都為這個國家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做出了貢獻。
過去幾年中，城市發展已經使得政府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行業投入超過對外貿易，成為刺激中國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換句話說，地鐵和摩天大樓正在取代出口傢具和iPhone，成為中國國力的象徵。
但是，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這些建設狂潮可能會損害中國經濟的長期繁榮。當地政府為建設這些項目大舉借貸，還通過巧妙地做賬來掩蓋借貸的實際數目。
專家認為，危險在於，中國的地方政府很可能早已債台高築，這些隱形債務可能會在未來幾年甚至是幾十年中阻礙中國經濟的增長。就在上周，中國國務院下屬的國家審計署就地方政府借貸行為帶來的危險發出了警告（本文最初發表於2011年7月6日——編者注）。周二，穆迪投資事務所(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北京辦公室發佈報告稱，國家審計署可能低估了地方政府貸款對中國各家銀行造成的實際風險。
最近這些年，中國一直是世界經濟為數不多的穩定增長動力之一，因此一旦中國經濟顯著減緩，就會對整個世界造成影響。
隨着市政工程在中國各地全線上馬，所謂的固定資產投資——這是一個嚴重傾向於政府和房地產項目的關鍵性建設指標——已佔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將近70%。進入現代之後，其他任何大國都不曾有過這麼高的比例。
即使是在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建設高潮時期，這一投資比例也只佔到其國內生產總值的35%左右，而在美國，這一數字幾十年來一直維持在20%左右。
中國的高比例有助於解釋其國內物質水平為何快速提升。但它也可能意味着中國經濟過分依賴政府基礎設施支出，已經達到了危險的程度。
“要說中國擅長什麼事情的話，那就是基礎設施建設，”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華盛頓高級國際研究學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中國問題專家彼得·P·博特利耶(Pieter P. Bottelier)稱。“但是眼下看來，這個投資比例似乎太高。沒人知道其中包含着多少無法償還的不良貸款。”
過去十年中，在經濟學家們努力解釋中國崛起原因的同時，人們普遍產生了這樣一種印象：北京的技術官僚正在對混合著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中國經濟進行持續的巧妙微調。但是事實上，地方政府的做法經常與中央政府設定的目標有出入。有些時候，中央政府自身的目標和政策也會相互抵觸。
由此而來的結果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比外界看到的更混亂，經濟也更脆弱。
具體到武漢來說，仔細看一下這裡的資金狀況，可以發現武漢從國有銀行貸的款已經高達幾百億美元。但這些貸款很少會直接貸給當地政府，借款方都是市政府下設的特殊投資公司，這些實體公司的債務從不會顯示在武漢市政府的財政收支平衡表上。
更危險的是，很多貸款的質押品都是價格虛高的當地土地，如果中國房地產泡沫破裂，地價將面臨崩潰。過去十年中，武漢的地價增長了兩倍。
在武漢市政府設立的獨立投資公司當中，規模最大的是武漢城市建設投資開發有限公司。設立該公司是為了給包括道路、橋樑和污水處理廠在內的一些建設項目融資，項目總值達數十億美元 。
根據該市的記錄，武漢城市建設投資開發有限公司有員工1.6萬名，下設25個分支機構，資產150億美元，其中包括可能存在虛高成分的公司地價。然而，公司的負債是140億美元左右，幾乎與資產相當。
“武漢城市建設發展有限公司欠債很多，”公司發言人孫正榮（音譯）在一次採訪中坦言。“這可能會引發潛在問題，所以我們正在做一些調整。”他拒絕透露相關細節，並稱這家國有企業的經濟情況是“我們的核心機密”。
其他幾十個城市也在效仿類似的危險舉動：政府創建與自身賬目無關的公司，讓它們背負沉重的貸款，為的是建設一些面子工程。這些工程包括新地鐵系統、高鐵和奢華的政府辦公大樓。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們置中央政府控制過度支出的舉措於不顧。
為了減少地方城市債務，中央政府早已禁止地方政府通過發行債券來給政府工程融資——對於美國城市來說，發行債券是一種理所當然的舉措。近來，中央政府還嚴格限制國有銀行貸款給地方政府。然而，通過建立賬外投資公司，地方政府還是在很大程度上繞過了中央政府的規定。
張東是武漢市政府顧問，同時也在武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金融學，他估計武漢市政府的常規預算只佔基礎設施支出的5%以下。“大部分資金都是來自賬外的融資渠道，”他說。
這種做法對中央政府來說不是秘密，目前中央政府稱，中國有1萬多家這種為地方政府融資的企業。事實上，由於目前中央政府拿走了很大一部分政府稅入，地方政府必須自己想辦法發展，最主要的做法就是開發土地。
然而，這是個危險的遊戲。瑞銀(UBS)投資銀行的最新報告預測，未來幾年內，地方政府的投資公司可能會產生高達4600億美元的壞賬。這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比美國7000億美元問題資產救助計劃所佔的比例要大得多。
雖然這聽上去有點恐怖，但很多分析人士卻認為不必驚慌：眼下中國還沒有面臨因經濟崩潰引發銀行危機的威脅。這主要是因為北京持有3萬億美元的外匯戰略儲備（其中大多數投在了美國政府債券上），與此同時，中國國有銀行還持有13億中國居民的大筆存款。
中國政府限制所有這些現金跨越國境的流入和流出，所以中國的銀行不可能實現全球化運行。
分析人士稱，真正的問題是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已經給全國增長帶來了巨大的陰影。中國如果不在增長方面投資，就必須花錢幫銀行處理地方政府拖欠的貸款，一些專家認為，到最後，中國可能會陷入像日本那樣的長期經濟衰退。
衰退的危險 哈佛經濟學教授、《這次不一樣？800年金融荒唐史》(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一書的合著者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曾經研究過中國的經濟繁榮。他預測，十年之內，中國高漲的房地產泡沫以及堆積的債務就會引起亞洲的地區性衰退，使全世界的增長受到限制。
羅格夫稱，“你會覺得中國是‘這次不一樣’綜合症的最佳案例。經濟學家稱他們有大量外匯儲備，還有大筆存款，他們是勤勞的民族。這太天真了。你不可能永遠都這麼幸運。”
根據北京的估計數據，去年全國地方政府的債務為2.2萬億美元，數量驚人，相當於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地方政府壞賬造成的衝擊可能會給中央政府帶來巨大負債，而中央政府自己還背負着大約2萬億美元的債務。
美國西北大學研究中國城市債務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史宗翰(Victor Shih)認為，北京可能低估了地方城市的負債情況。他稱，2011年初期又有了很多新的貸款，有一些數字還逃過了政府審計，即使這樣，中國地方政府的負債總額仍然更接近於3萬億美元。
“大多數借貸的政府企業連利息都還不上，”史宗翰教授稱。
現在，每周七天，每天24小時，武漢的建築工人都在修建造價為450億美元的地鐵線。其中有一段還處在浩瀚的長江底下。
“大部分地方，我們都要挖18到26米，”武漢地鐵系統規劃的負責人之一林文書（音譯）稱。“但這一條線上有一段，我們得挖到50米深，因為河流帶來的壓力太大，淤泥太多，”他說。“市民需要地鐵，我們只能盡量加快建設速度。”
武漢市領導稱，武漢一共有5700多個在建項目。有些街區，工人只能用大鎚和雙手來拆遷老房子，為將來修建商場、高層公寓樓和新高速公路做準備。
看到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沿海大城市依靠大型基建工程取得了迅速發展，諸如武漢之類遠離海洋的的內地城市也開始效仿。武漢想要成為內地製造業中心和交通樞紐，成為中國版的芝加哥。
但這個夢卻構築在債台之上。今年，武漢計劃用於基礎設施工程的投資為220億美元，是該市去年稅入的5倍，資金的主要來源就是貸款。儘管目標宏大，武漢依然相對貧窮。居民年均收入約3000美元，只相當於上海市的三分之二左右。
但武漢卻從不斷飆升的地價中大舉獲利。比如，在該市的西北部，推土機已經清空了一片面積是紐約中央公園兩倍多的空地。十幾年前，這裡還是一個軍用機場。
巨幅廣告牌上描繪着這片土地的新用途：未來的王家墩中央商務區，主要建築是辦公大樓和可以容納20萬人的高級公寓。當然，這一切都建立在一個假設上：這個項目的融資，也就是主要基於這塊土地潛在價值的貸款和交易網絡，能夠撐得住。
該項目於1999年上馬，因為武漢市決定搬遷該機場。2002年，武漢市資金不足，便將其轉手給財大氣粗的北京開發商泛海集團。泛海集團同意投資2.75億美元，並支付部分基礎設施成本，以換取這裡的一塊黃金地段。
從那時起，武漢市就開始把這個老機場的土地大片大片地出售給各種開發商，同時還標出其他待售區域，幫助籌集這個新商業區的建設資金。
毫無疑問，中國需要建設新的基礎設施和交通網絡，這樣才能實現將眾多人口變成城市居民的目標。不太確定的是，中國是否有能力以這樣的速度進行建設，從建設是為了支持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還不清楚很多這樣的工程究竟能不能帶來相應的回報。
2009年初，全球遭遇經濟衰退，中央政府為建設熱潮推波助瀾，不但敦促地方政府樹立遠大目標，還宣布了規模龐大的刺激經濟計劃，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由政府支持的銀行貸款項目。
“我們現在看到的景象，在2008年以前並不常見，”財政科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傅志華稱。“現在，所有城市都在往這個方向沖。”
現在，中央政府雖然多番努力，似乎也不能阻擋這股爭前恐後的潮流。
導致這個問題的部分原因在於，中國由政治驅動經濟的發展機制。簡單來說，中國地方政府官員要通過短期內的經濟增長來保住職務並獲得晉陞機會。
“事實上，中國的地方政府在增加國內生產總值上相互競爭，目的在於使政府官員能夠得到晉陞。”北京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系教授曾康華稱。
54歲的阮成發原來擔任武漢市市長，今年晉陞為該市市委書記，毫無疑問，他從“滿城挖”的名聲當中收穫了政治上的好處。
阮成發拒絕接受這篇文章的採訪。但他在今年2月份的一次發言中稱，“武漢要實現跨越式發展，人們要增加幸福感，要修地鐵，要建橋。”
來自北京的壓力
武漢市已經顯現出了資金壓力帶來的各種癥狀。
紐約研究機構真實資金分析( Real Capital Analytics)的數據顯示，儘管武漢在過去五年中賣出了價值約250億美元的土地，該市在支付項目資金時仍有困難。市政府官員已經宣布大幅上漲過橋費。面對中央政府減少債務的要求，武漢承諾今年向國家支持的借款者償還23億美元的貸款。
目前還不清楚，武漢的還債手段是借入更多的錢，還是繼續出售土地或其他資產。但舊債未還又添新債的做法在中國地方城市中並不罕見。比如2009年，武漢的大型投資公司，城市建設投資開發有限公司從投資人手中借貸2.3億美元，其中有將近三分之一就是用於償還部分銀行貸款。
儘管一些分析人士預測，武漢的房價即將崩潰，但該市領導的主要希望仍然是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
今年，瑞信(bank Credit Suisse)投資銀行發佈的一項報告將武漢列為中國境內“應避免涉足的十大城市之一”，報告稱該市的住房存量過多，需要八年時間才能將已建成的住宅樓售完，更不要說還有數以十萬計的在建住房。
但批評並沒有嚇退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他發誓將繼續挖下去。他在2月份的發言中稱，“如果不加快速度搞建設，武漢的很多問題都解決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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