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0月上旬至中旬,瑞典諾貝爾獎委員會陸續公布各獎項得主。1968年起增添了經濟學這一項,是為了慶祝瑞典銀行成立三百周年。名單揭曉,大眾媒體熱鬧一陣。而後,經濟獎得主開始巡迴各地,接受禮讚和豐厚的演講╱出席費。在諾貝爾獎得主不多的國度裡,他們被奉為上賓;面對各國╱各地區失業、通貨膨脹、匯率、赤字等等不一而足的問題,提出自己專業╱非專業的意見。他們的意見,大概也不會真的影響任何政策。
當然,外行看熱鬧,內行的看門道。對於經濟學諾貝爾獎,經濟學者的體會又是如何呢?以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為準,經濟學這個學科已經存在二百年以上。思想史上有許多重要人物,江山代有才人出;可是,以近代的幾十位得主而言,約略可以歸納成幾類:
首先,對經濟學學科本身,有結構性、根本上的貢獻。1970年獲獎的薩穆爾遜(Paul Samuelson),把嚴謹的數學分析引入經濟學,確立了經濟學的主要分析工具。其次,是把經濟分析帶入其他領域,擴充經濟學的疆域。
掌握思維提升效率
貝克(Gary Becker)領軍進入社會學,布坎楠(James Buchanan)進入政治學,寇斯(Ronald Coase)進入法學,都是開創性的作為;他們不只豐富了經濟學的內涵,連帶地也改變了其他學科的面貌。最後,是在經濟學的領域裡,有重要的發現,無論是在研究主題或分析方法上。1982年得主史蒂格勒(George Stigler),探討資訊和管制問題;2002年得主史密斯(Vernon Smith),用實驗的方式檢驗經濟學的理論。
這種劃分,當然隱含價值判斷:在不同的得主之間,他們對於經濟學的貢獻,約略可以分出大中小。然而,兩個經濟學者,通常有三至四個意見;不同的經濟學者,往往有不同的臧否和取捨。這些區分和高下,是業內人士有興趣的議題。可是,就社會大眾而言,八竿子打不著;事不關己,良有以也!那麼,對於社會大眾,諾貝爾經濟學家有何意義呢?
在先進國家的政府部門裡,無論主管事務如何,編制裡都有幾位經濟學者。原因無他,國防、外交、內政、交通、醫療等等,事項不同,都涉及資源分配,也就隱含輕重權衡和取捨。經濟學者的作用,就是以他們的工具,幫助各部會分析所面對的問題;希望能更有效的運用資源,追求既定的政策目標。因此,經濟分析有助於提升決策品質,對於公共政策的決策者,重要性無與倫比。
由此也可見,經濟分析的重要性,倒不是在於探討商品勞務、市場貨幣等等;重要的,是經濟分析的本質──提供了一種明確簡單、有說服力、適用範圍很廣的思維方式。既然如此,社會上每一個人,都是決策者,面對自己生活和生命裡的每一個情境。如果經濟思維有助於政府部會運籌帷幄,提升決策品質;那麼,如果社會大眾也能掌握經濟分析的精髓,在日常生活裡自如運用,對於整個社會效率的提升,影響不是更為恢宏嗎?
因此,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的貢獻,無論是大中小,和一般社會大眾其實沒有直接的關聯。然而,歷代經濟學者所累積經濟分析的智慧結晶,卻和社會大眾息息相關。如何能把經濟分析的精髓,讓一般人體會進而運用,諾貝爾得主大概幫不上忙。透過其他的方式,經過漫長的過程,也許終究能實現──由政府部會配有經濟學者,過渡到社會大眾具備經濟思維。
結論是: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和社會大眾關聯不大;但是,經濟學的思維和分析方式,和社會大眾關係密切,雖然這兩者之間還有相當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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