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書：鴻鴻詩集《仁愛路犁田》（黑眼睛文化出版）
從鴻鴻每個階段的詩作中，發現某種微妙的風格轉變，即「來自文字、音韻牽引出的朦朧美感，一種抒情氛圍」的詩作漸少，關注社會，「表達意見」的詩作，明顯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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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鴻無疑是早慧而才華洋溢的文藝青少年，若以現在流行的詞語稱呼，應該叫「文青」吧。
早慧的文青不必然個個日後都有所成，就像馬拉松賽跑，每個時代起跑點總是競賽選手眾多，看起來頗有潛力、身手不凡的佼佼者也不少，然則大多數為了各種因素而悄悄脫隊。
鴻鴻是80年代起跑，越跑越起勁、越跑越展現無比衝力的少數、重要的創作者。
2012年5月，鴻鴻出版《阿瓜日記》，副題是「80年代文青記事」，記述「那個混亂、輝煌、熱烈、怪誕、崩解、充滿夢想，也充滿謊言的時代」。阿瓜，當然是鴻鴻的自稱，自嘲有些傻呆的意思。
在這冊《阿瓜日記》中，鴻鴻藉由當時的日記，回溯自身從高中畢業、就讀第一屆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到第一次結婚的成長階段，個人情愛與藝文活動的經歷。一篇篇充分顯露文青鴻鴻內在的藝術能量十分豐沛，外在的活動力也相當旺盛。正如韓良露在《阿瓜日記》序言中所說，這一則一則日記，不只是80年代文青生活的集體拼圖，也是鴻鴻照見自己與社會的文化鏡面。
而每個人對置身的時代，因各自生活經驗不同，環境背景差異，體會和詮釋也不盡相同。就像同一世代的作家，回顧其「文學現場」，有共相也有各自特殊的機緣。
鴻鴻的80年代，拼出來的圖像，大抵是熱中現代舞蹈、現代詩、現代藝術、前衛電影、實驗劇場等等「進步的」藝術活動。這樣的藝術氛圍和場景，我一則一則翻閱，「窺探」到一些私密的興味，恍惚中，竟然也有些似曾相識的感覺。
鴻鴻的現代詩啟蒙，大體上和出身或「旅居」台北的文藝青年經驗甚多相似，簡言之，接觸到的前行代詩人，不外乎從周夢蝶、鄭愁予、商禽、瘂弦、楊牧，跳到楊澤、羅智成……以及同輩的零雨、夏宇、曾淑美、羅任玲……
然而一樣的出發，不一樣的參差，鴻鴻自有一股敏銳而細膩的潛在性格，發展出繁複多樣，無論是語言、音韻、格調自成一格的詩風。這種詩風或許得自於赫塞、紀德等等外國作家的滋養，尤其是電影、戲劇等領域的作品觀摩，投注其中的訓練，影響顯然更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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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8月，鴻鴻正式出版第一本詩集《黑暗中的音樂》，收錄80年代詩作84首，詩人瘂弦鄭重寫了一篇四千多字的序〈詩是一種生活方式〉，對鴻鴻的詩藝，從語言、形式到內在特質，都有很精闢的解析。
瘂弦的序，開頭即說，「我在鴻鴻的作品裡，聞到一種自由和快樂的氣息，這種氣息純潔而新鮮，是我在前代詩人作品中不曾感覺到的。」為什麼到了鴻鴻才聞到這種自由和快樂的氣息？又是怎樣的氣息？瘂弦有一番論述，接著再下一個結論：「快樂而自由的鴻鴻，還有一些在他的詩裡頻頻出現的朋友，他們再也不要迷信使命感。」
瘂弦觀察到鴻鴻以及80年代出現的青年詩人，不需背負前行代詩人那些沉重的包袱，「根據自己的感覺走向生活」；更輕鬆快意的向前行，出現了一種自然、不刻意求新求工的心情下所產生的東西。
「自由」，確實一直是鴻鴻詩創作的特質，不只是指表現手法上的自由，或是純粹口語化的詩句語言，而是面對生活的真性情，一種創作態度。至於「快樂」，則未必，若說是自由延伸而來的率性，也許更恰當。
鴻鴻出身戲劇系，投注最多心力的藝術，應當是電影、戲劇的製作，但詩創作仍源源不絕，未曾間斷。
我從鴻鴻每個階段的詩作中，發現某種微妙的風格轉變，即「來自文字、音韻牽引出的朦朧美感，一種抒情氛圍」的詩作漸少，關注社會，直接針對某些社會議題、事件或現象，「表達意見」的詩作，明顯增多。語言風味一面延續「高克多式的幽默、冷峭、敏感、故作正經、假裝沒事人、好心眼的使壞，以及一點點狡猾」的筆調之外，譏諷、嘲弄，乃至於直率的憤怒語氣，越來越鮮明。
鴻鴻不必然「迷信」使命感，卻有一股忍抑不住的正義之氣，特別是對弱小國家、弱勢民族、橫遭國際強權侵略、壓迫、欺凌的處境，再也不能無動於衷，發而為詩予以撻伐。
其實鴻鴻的轉變，有很清楚的脈絡可尋。早在《阿瓜日記》中，就已不時流露敏銳的批判性格，和自我省思的真性情，而不是耽溺在「內在靈魂美學」，無視無感於立足的生存環境。
例如〈在藝工隊的日子〉中，記述「還寫詩參加國軍文藝金像獎。詩寫得言不由衷，只得了佳作，領獎時發現評審裡有之前相當器重他的詩人瘂弦，頓時像說謊被揭穿，感到羞愧不已」。這是很難得的自省能力。
在〈六四與五二○〉這一篇，更明顯看出鴻鴻異於流行的社會洞察力。他記述一場「武貳凌」戲劇演出，「題材是被政府和媒體汙名化的五二○農民運動」。
怎樣的汙名化？我們回頭看看當時的政府怎樣發動所有媒體，媒體又怎樣發動文人作家、記者大力圍剿，舉辦座談會輪番發言，「感慨」農民已不「老實、可愛」，並義正詞嚴譴責走上街頭的農民，是暴力分子。
鴻鴻將1989年發生在北京，而在台北沸沸揚揚「聲援」的天安門事件，和1988年發生在台北，備受「譴責」的五二○農民運動，併為「異曲同工」，「也是一場被政府抹上暴動汙名」的學生民主運動，突顯了「二邊」政府旗鼓相當的統治本質。
2006年詩集《土製炸彈》，附了一篇〈後序：詩是一種對抗生活的方式〉，更剖示他自己從1998年因一個奇妙的機緣，走訪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一時感悟寫了五首〈遠離耶路撒冷〉，對弱勢民族的處境開始愈加留心，從而開展國際社會思維，切入現實關懷的詩風……我反覆閱讀，不止讀到精闢的論述和見識，而且深受直率的熱烈情懷所震撼，感動不已。
事實上，詩的題材無限寬廣，誰有權規定應該寫什麼、不可以寫什麼？就像芸芸眾生追求的生命價值與意義，有很大差異；詩，可以興、觀、群、怨，詩的價值與意義也有多重面向，每個寫詩的人，當然依各自的性情傾向，而有不同的信奉和抉擇，因而才有豐富多樣性的表現。
但是在台灣現代詩的發展史上，關切現實的寫實詩風，不可諱言，往往備受「爭議」，甚至被以「有色」眼光看待。鴻鴻這一篇後序，我認為，不但是他個人詩觀的重要交代，也是具有歷史性、代表性，非常重要的詩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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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鴻的詩藝，根源於台北，卻大踏步走出台北，除了對國際社會的關注，也向命運息息相關的台灣島嶼廣大土地，踏出他的足跡。
在剛出版的最新詩集《仁愛路犁田》，其中第一輯「以物易物」的作品，就是他近幾年參與社會運動的理念宣示，尤其是為保護彰化濁水溪出海口北岸大片濕地，免於被龐大的石化怪獸所吞噬而發聲的「濕地的歌詩」系列詩作，被林生祥譜成歌曲，在運動場合傳唱；為反對中科跟農民搶水而寫的〈葡萄牙與塑膠花〉，以及作為詩集名稱的〈仁愛路犁田〉，也被拿來作為運動小冊子的刊頭詩。這些詩篇，我最熟悉，感受特別深。
台北市仁愛路，最高權力行政特區，怎樣犁田？
犁田，台語發音為「擂殘」，形容機車事故時，騎士滑倒之慘狀。犁田又音同「離田」，老農無田可犁，只能離田，來踩台北的馬路。
離開無水可耕的田，來到多雨的台北。正值播種時節，田土原該柔軟濕潤，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稻得米。而今卻快渴死了。因為懷沙其罪的濁水，已被攔去哺育一座座永不饜足的沉沙池。
鴻鴻在詩集後記〈革命與愛情〉中說：「台灣正處於一個貌似民主的進程當中，行為自主、言論自由，然而強權以『發展』為名，豪奪自然與生民土地身家之惡行，竟無日或絕。」於是他寫詩，不再「反覆雕琢」，「而是一揮而就，然後帶到街頭去檢驗成果」。
同在激烈且情勢緊張對峙的街頭現場，讀到、聽到鴻鴻朗誦：
因為在這座美麗島上 我們有好多／專門搶水的水利會／專門破壞環境的環保署／讓農業萎縮的農委會／專門盜林的林務局／還有始終違反人性的科技園區……
詩的字句也化成社會運動的波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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