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5年，以〈透明的紅蘿蔔〉崛起在中國文壇，莫言持續不間斷地寫作小說快三十年了。而這三十年，也差不多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文學空間真正被打開的時間。
從一個角度看，莫言沒有改變。沒有像張賢亮跑去搞觀光片場，甚至沒有像當年把他的《紅高粱家族》搬上銀幕的張藝謀那樣去迎合市場、迎合群眾。他就是一直埋頭寫他的小說，就連寫寫散文弄弄翻譯一類的副業生產都很少。
而且他寫的，一貫都是「高密東北鄉」，這個早在〈白狗鞦韆架〉的第一句話（「高密東北鄉原產白色溫馴的大狗，綿延數代之後，很難再見一匹純種。」）就出現了的地名。他的筆下鮮少出現城市，關注的都是在農村鄉下生活的人。
不過換從另一個角度看，莫言卻也從來不曾停滯過。從一開始，他的鄉土就不是真正的尋根產物。鄉土非但不是他的限制，還是他的巨大空間。選擇鄉土，不是為了呈現鄉土的原貌──無論是歷史的或現實的──而是要以他的想像力去打造一個環境，讓他想像的人物情感在那裡上演。
弔詭地，正因為是鄉土，莫言反而能夠賦予人物最戲劇性的遭遇、最濃烈固執的感情。他筆下的鄉土，不是一塊保留了數百年上千年傳統的地方，而是被現代革命徹底翻攪破壞過，已是什麼都變得可能的地方。
二十多年來，莫言就真的讓他的虛構鄉土，上演各式各樣扭曲、偏執、衝突、糾結的人情戲劇。那塊鄉土唯一不變的，其實是其內在光怪陸離的本質，沒有人能捉摸到這塊土地的規範原則，也就沒有人能斷言這塊土地上一定會發生，又一定不會發生什麼。
從這個角度看，莫言的小說始終帶著他所屬的時代的高度政治性。這樣的鄉土，每一吋都提醒了中共從土改到文革的破壞。這樣的鄉土，唯有置放入大破壞的荒蕪中，才有辦法被理解。
即使近作《蛙》被人質疑在為中共的「一胎化」政策辯護，然而莫言的寫法，卻必然讓任何人對那樣的社會、那樣的人情，感到極度不安。創造不安，是他最重要的文學手法，也是他在中國崛起的時代，對中國與對必須正視中國的世界，最大的貢獻。
（楊照小說家、文化評論家）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