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的雙城記

華爾街日報

李靜睿

我在新澤西州的小鎮Voorhees過了中秋，它和費城只隔一條河。鎮上很多人每天把車開到空盪盪的免費停車場，然後坐18分鐘的火車去費城上班，票價三美元。就像很多住在哈德遜河對岸的人，每天不厭其煩從新澤西穿過雙層懸索的華盛頓大橋，來到喧囂的紐約。

我認識一個在紐約皇後區開律所的姑娘就是如此，每天早上六點出發，開兩個小時的車從新澤西來到法拉盛，下午五點半又開兩個小時回家，過橋費剛剛漲價，高峰時期是9.5美元。和所有女律師一樣，她喜歡穿很短很窄的西裝裙，一直把細細的高跟鞋跟粘在油門與剎車上，兩個小時維持同一姿勢。有時候她懶得開車，又想安靜地讀會兒愛情小說，就先坐PATH火車到曼哈頓，換乘忽而地下忽而地上的七號線，到達緬街，然後再踩著高跟鞋走十五分鐘路到自己的律所，全程還是兩小時。

她的律所在一棟不能開窗的大樓裡，只能一直用機器換氣，這就是她的雙城記：在新澤西生活，住在典型的美式三層House裡，周末和家人鄰居一起在後院草地上烤T骨牛排。在紐約工作，困在一個不超過六個平方的辦公室裡每天坐滿八小時，和800萬人一起抱怨它的空氣、交通以及物價，但是抱怨不過是一種隱秘的愛，她離不開它。

Voorhees安靜得讓人發怵，偌大的社區裡就像只有房子、鬆鼠以及偶爾在樹後探頭探腦的小浣熊。三天裡我只遇到過一次“別人”，幾個印度人剛剛搬進來，從車上卸東西，我看到各種調料的瓶瓶罐罐，一個四五歲的小姑娘披著藍色紗麗，眉心裡點了紅痣，對著一只站在草地上發呆的鬆鼠咯咯笑。

朋友帶著我們開十幾分鐘的車去逛車庫一樣龐大的雜貨商店，又開半個小時車去吃便宜得不敢相信的自助午餐。停車場裡擠滿了車，會說話的人類神奇地從那些看上去完全沒有聲音的房子裡湧出來，聚集在這個裝修粗糙的大廳裡。但是午餐結束，我們開車回去，世界重新變成只有“我們”。沿途那些高度標準化的小別墅無一例外緊鎖門窗，我開始疑心這裡就像《奪寶奇兵4》裡那個掩人耳目的小鎮，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和站在草坪上澆水的都是塑料人。

對我們這些剛剛從紐約過來的人來說，連費城的安靜都讓人不適。周日的清晨我走了五個街口，還是找不到一家開門的商店買瓶礦泉水，只有一家吃Brunch的小餐廳開了半扇門，一個一絲不苟化好妝的姑娘孤零零坐在門口，吃一盤看上去很不錯的omelet，廚師在百無聊賴地看電視。時髦的費城交響樂團15年前就在網上直播了自己的演出。某些特定的地方同樣遊人如織，獨立大廳裡美國國父們坐過的椅子都還擺在原處，華盛頓坐過的那把叫the rising sun chair。每個人都會和廳外的自由鐘合影，雖然它因為質量太差，100多年前就被敲壞了，至今豁著一個大口。獨立大廳的三個街口之外以及236年前，托馬斯•潘恩寫下了《常識》，那時他是《賓夕法尼亞》雜志的編輯，而美國尚未存在。

住在費城的人也常常會坐藍色的MEGABUS到紐約去，便宜的時候票價只需要五美元，八點出發，十點就能在二十三街第七大道擁擠的小餐館裡吃Brunch，和空盪盪的費城相比，這裡旁邊那桌和你的距離只有十厘米。連托馬斯•潘恩在輾轉於法國、英國後終於回到美國，也是死於紐約格林尼治村，死時窮困潦倒，只有六個人參加了他的葬禮。

雙城記是這樣無窮無盡的組合，在家鄉時渴望北京，在北京時渴望紐約，然後在達到這些渴望後又不停回望，因為來路和去路同樣不可割舍。那些在紐約的人，也不過就像電影Sabrina裡的奧黛麗•赫本，從紐約長島又去了巴黎。在1996年翻拍的版本裡，新的Sabrina引用了格特魯德•斯泰因那句話：America is my country and Paris is my hometown。

我們並不是把靈魂送給一個城市，而肉體給予另外一個。我們只是把靈魂分裂成兩半，一半關於早已凝固的生活細節，一半關於近乎幻覺的生活夢想，然後固執地認為城市能夠代表這樣的分裂，從一個城市走向另一個城市的時候，就誤以為是在把生活快速解凍，或者是在走向夢想。

紐約在下了好幾天冰冷的雨後終於放晴，我走在SOHO區某棟粉紅色房子下的時候想，在這輪盤般流轉的城市人生裡，我唯一能做的，不過是縫補好分裂的靈魂，好好擁抱當下的這座。我不是不想念北京，我只是知道再多的想念，也不能讓我現在坐在萬聖書園的暗紅色沙發上，一邊逗貓一邊喝一杯其實就是苦丁茶加檸檬片的“荒漠甘泉”，所以我只能安心喝好這杯叫做紐約的美式咖啡。

（本文作者李靜睿，以前是記者，現在毫無目的地暫居紐約。微博名"阿花的伊薩卡島"，取自希臘詩人卡瓦菲斯的詩《伊薩卡島》：當你啟程，前往伊薩卡，但願你的道路漫長，充滿奇跡，充滿發現。文中所述僅代表她的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