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二二八紀念日，在時空上，非常嚴峻，因而十分特別。一九九五年，時任總統的李登輝代表政府正式向受難者家屬致歉，並展開補償措施的推動，已近二十載。但由於歷史真相始終只是局部的揭示，使得所謂的「寧靜革命」只有寧靜，而未革命，既無革命，公民何知實質正義為何物？社會又哪裡來的轉型正義？於是，儘管光陰倏忽即逝，每年紀念活動照常行禮如儀，不正義仍然隨時伺機反噬，連形式正義都準備要被收回。
二二八屠殺事件對台灣的深遠影響，直到今天，繼續猶如黑雲密布在國民參政意願、民主體制的品質、文化多元平等觀、甚至國民集體性格之上。族群對立僅是其中一個局部的分項與表象而已。最明顯的事證就是：從台北市長任內，每逢二二八就到紀念會上忍受民眾嗆聲、抗議，而狀似恭謹的馬英九，在即將卸任總統的最後兩年，不再需要選票謀取權力之際，開始動用非歷史專業的大中國史觀者，著手進行竄改教科書的再次殖民工程。何以過去外來政權的扈從階層經過民主洗禮仍能如此輕易地大回潮？癥結就在歷史的大潮根本還停留在距離原點的不遠處，從未普遍深植人心，尤其是與加害者同站一方者的不知反省。
西方制度的建立，總植基於人性的必然為惡上，因此監督、制衡、究責的設計交錯繁密，進步的社會面對歷史的錯誤，絕不迴避經由法治來規範與嚴懲，才可能制約人性的墮落，這也是德國議會在一九七九年通過決議追訴納粹沒有截止期限的作為，得以自國恥中深沉懺悔、承擔共業、重建和解之所在。對應到東方社會「以德報怨」式的利害權衡，導致是非不清、價值不明的鄉愿掩蓋，正說明一個社會的落後、不文明、進步遲緩，實其來有自。
既然二二八可以不知道是誰幹的，或知道誰幹的也無罪，大打迷糊仗，則同屬統治階級殘民以逞的「白色恐怖」歷史，自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綱中消失，有何不可？既然統治者可以透過歷史消去法來鞏固正當性，把公民視為被統治階層，沒置喙的餘地，那麼所有的公共政策何須經由透明共商的民主程序？例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這會期一定要過，怎麼不可以同理可證，無視所有異議，由總統一個人說了算？甚至，民選政權將來以「特殊時空背景的需要」為由，再次由國家機器犯下歷史錯誤，又有什麼理由認定絕無可能？
因此，近年來擺在台灣面前的全面性倒退，追根結柢到最後，原因是一樣的，就是不論就制度、現實、人心而言，台灣在本質上仍然處在威權餘緒的脈絡之下，並未完成轉型；杭廷頓的「和平地二次政黨輪替」理論，在台灣的民主實踐中出現了差池，台灣並未因此如眾所期待的標準，順利邁向「民主鞏固」階段。箇中關鍵，就在於之前所述因素，以及鄰近中國效應的相與共振結果，台灣處境因而較其他年輕民主國家更為複雜。
或許是共通感知到民主退潮的危險，即將在本週五到來的二二八紀念日，與往年很不一樣，一個由「公民教師行動聯盟」和「公民覺醒聯盟」（前身為一九八五公民覺醒聯盟）發起的不服從行動，準備在教育部大門口前展開，為課綱的程序正義向主政者表達抗議；這群堅持不能沉默以對的公民老師，當天要把教室搬到街頭來上公民課，同時也要在現場進行廿八小時禁食靜坐，以重新奪回被當政者閹割的公民權！
這項行動的開始，能不能喚起全體公民的共同關懷與參與，將十分關鍵。去年八月的洪仲丘事件，經過幾波號召的醞釀，喚起了為數頗眾的群體聲援，成功迫使政府在軍審法上讓步；現在，對我們下一代洗腦的黑箱造假課綱事件，又能帶動多少動員能量，是很大的考驗。然，凡是具有歷史感的現代公民，不能成為旁觀者，這是殆無疑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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