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2001年，憑藉對人們在難以獲得關鍵信息時如何進行決策的專業研究，A·邁克爾·斯賓塞(A. Michael Spence)榮獲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那時，斯賓塞已在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擔任院長超過15年，主管學術，他的許多同事已經開始稱他為「前經濟學家」。
去年過了70歲生日的斯賓塞並不認同這一說法。他反駁說，自己學會了如何成為一個更優秀、「更老」的經濟學家。
縮了時間和距離的互聯網，將如何增強全世界的供應鏈。2005年，世界銀行(World Bank)請他在該行的年會上就消除貧困發表主旨演講。因為擔心自己沒多少有用的內容可以貢獻，他猶豫了。「你們為什麼想讓我去？」他記得自己當初這樣問道。
正如後來的事實證明的那樣，「看上去不算完全失敗」的那次演講讓他的職業進入了一個新方向，促使世行於2006年任命他為該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主席。他挑選了19名前規劃部長、財政部長和商界領袖加入該委員會——不過委員會成員中只有兩名經濟學家，其中之一是諾貝爾獎獲得者羅伯特·M·索洛(Robert M. Solow)。他說，索洛「可能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懂增長，而另一個人就是對增長所知不多的我」。
他似乎學得很快。近年來，在與世行前首席駐華代表林重庚(Edwin Lim)一道接受中國的邀請，在北京凱恩克勞斯經濟研究基金會(Cairncross Economic Research Foundation)的支持下成立了一個獨立的顧問小組後，斯賓塞似乎已經成了關於中國經濟的專家。該顧問小組頻頻與中國政府負責規劃和經濟的重要官員見面。那些官員稱，該小組對中國發展面臨的挑戰，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研究。
儘管斯賓塞最終對中國官員產生了不錯的印象，認為他們「有求知慾、開明」，但在談及中國問題的嚴重程度時，斯賓塞也絕不拐彎抹角。
他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在全球經濟越來越依賴中國的情況下，危險的是，這個國家「發展路徑與其自身增長模式相衝突」。中國必須脫離以廉價薪資推動出口的路徑，「並在國內創造出相當大的需求，否則便會失敗。」
中國面臨著一個名為中等收入轉型的艱巨挑戰，而發展中國家屢屢被這一挑戰絆倒。自日本二戰後重建開始，只有亞洲四小龍——韓國、台灣、城市國家新加坡，以及香港——實現了從中等收入水平，以今天的美元計算也就是人均經濟總量約為1萬美元（約合6萬元人民幣），到2萬美元及以上的高收入水平的轉變。
現代社會，貧窮國家往往發現，啟動經濟最有效的戰略是專門從事廉價的出口業，利用全球的巨大需求。但斯賓塞博士主張，實現中等收入轉型，需要複雜得多的經濟政策，在生產更複雜的工業產品這個階梯上，各國要逐步向上走，而且重要的一點是，各國要增強國內對消費品的需求。
此外，出口導向型的戰略也無法再像亞洲四小龍當時那樣，依賴美國近乎永遠無法滿足的需求——亞洲四小龍對美國需求的依賴一直延續到了上世紀末。停滯不前的歐洲經濟和日本經濟進一步限制了全球需求。因此，中國面臨著異常嚴峻的壓力，若要實現飛躍，成為一個真正繁榮的國家，中國必須增強國內消費者的購買力。
這是西方對中國經濟所持的一個相當傳統的觀點。但出人意料的是，這也是2011年由林重庚和斯賓塞領銜撰寫的一份報告的核心主題。中國不僅用英文，還用中文出版了這份嚴肅的報告，以供國內讀者查閱。2013年開展的進一步討論，幫助習近平主席的高級經濟顧問劉鶴和他的同事制定出了重大的改革方案。在共產黨去年11月舉行的中央全體會議上，這些改革方案得到了批准。
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研究中國經濟的教授巴里·J·諾頓(Barry J. Naughton)說，斯賓塞值得表揚，因為他「鼓勵了中國的高級顧問，甚至可能還幫他們想出了這些點子。」
那份2011年的報告（基於2013年討論的另一份報告也將出版）詳細描述了一系列問題：持續加劇的收入不平等，以及工資在經濟總量中所佔比例從1980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三分之二減少到如今的不足一半。對於城鄉工資三比一的「巨大」差距，對於醫療服務領域加劇的不平等、破碎的教育體制和低劣的社會服務，報告表達了深切的憂慮。
報告呼籲扭轉這些令人不安的趨勢，籍此提振國內需求，同時迫使企業進入更具創新性、生產率更高的領域。對於大型國有銀行和常常低效，卻控制了中國超過一半固定資產投資的國有企業，報告呼籲應讓它們承受更多的市場壓力。
雖然林重庚和斯賓塞的小組吸納了許多經濟學家，但是他們提出的建議卻與許多著名的經濟模式有所不同。這些模式大量談論要讓企業承受市場壓力，也談到要支持短期需求，但是絲毫沒有提及斯賓塞所擔憂的長期全球需求不足，也沒有提到中國需要有意地轉變其需求的構成。
斯賓塞博士稱，儘管如此，這些都是在經驗的基礎上提煉出的合理想法。在向國際市場出口的貧窮國家，我們可以看到，開發長期需求的必要性在發揮作用，而對於發達國家來說，它們肯定會以不同的方式發揮作用。但是他說，用正式的經濟模型來闡明這些想法，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有待經濟學家解決的一個問題。
但僅僅是中國的高層官員支持了這樣一個經濟改革議程，並不意味着他們實際上會採納。許多中國人說，「眼見為實，」斯賓塞一邊嘆氣一邊說。中國的十一五計劃（2006年-2010年）也呼籲提振國內需求，但它實際上卻削弱了內需。2000年，私人消費佔GDP的46%，而到2012年，這一比例已降至36%。
中國共產黨去年11月舉行的全會提出，大約20%的中國人口要從農村轉移到工資和社會服務都要好得多的城鎮地區。但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的中國問題專家安東尼·J·賽奇(Anthony J. Saich)指出，中國的城市迫切需要稅收，所以它們越來越頻繁地轉向房地產項目，並通過「金融工具」進行借貸。城市甚至不會為數以百萬計沒有本地戶口的農民工子女提供學校教育，並且城市也不願發放更多的戶口。
國有企業的利潤似乎是財政收入自然而然的一個來源。如今國企幾乎全部的利潤都會用於再投資，而去年11月的全會提出，將其中30%的利潤納入政府財政。但這些企業的管理人員表達了強烈的反對，抵制任何削弱其獨立性的舉動。
賽奇說，「山高皇帝遠。」1949年革命勝利後，中國發生的變化實際上並不像看上去那麼大。
查爾斯·肯尼(Charles Kenny)表示，儘管世界其他國家擔心中國的崛起和強大，但中國有能力發展成一個成功的發達經濟體，這對全世界都會有積極的影響。肯尼剛出版了一本新書《顛倒：為何世界的崛起有利西方》(The Upside of Down: Why the Rise of the Rest Is Good for the West)。
但還不清楚中國能否從中等收入狀態過渡到高收入狀態，成功通過這條危機四伏的道路。除了經濟上的挑戰，政治領域也阻礙重重。崛起的中產階級不可避免地會爭取對決策發揮更大的影響。斯賓塞認為，中國官員們不會真的以為這種壓力不會影響中國，但在他們看來，現在還不是走向民主化的合適時機。
他表示，依照中國傳統，另一個選擇就是「皇帝周圍規模較小的一批公職人員。這是一種通過考試選拔的精英管理體制。」也就是林重庚和斯賓塞的小組所認識的那些有才幹，並且受過西方教育的官員。
有着幾千年集中決策歷史的中國，可能永遠也不會像一個西方民主國家那樣。但是斯賓塞說，精英階層認識到，它必須維持民眾的支持。他說，「如果中國共產黨不能給大多數中國人帶來切實的進步，帶來各個方面的好處，他們就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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