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在國內外問題上，有許多最有頭腦的思想者是大學教授。但在今天的大討論中，他們大多無關緊要。
否決某個觀點最傷人的方式是說：「太學術了。」換句話說，學者意味着不相干。
原因之一是美國生活里的反智主義。正是這種反智主義導致奧巴馬總統因為想讓更多孩子上大學而被裡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指責為「附庸風雅」，也正是這種反智主義促使國會的共和黨人大肆譴責用於社會科學研究的支出。不過，美國人不只是在把一些思想最為敏銳的人邊緣化。他們也在把自己邊緣化。
「所有學科都變得越來越專業，越來越量化，普羅大眾越來越難接近它們，」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學院(Woodrow Wilson School at Princeton)前院長、新美國基金會(New America Foundation)現任主席安妮-瑪麗·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說。
當然，有許多例外，包括在經濟學、歷史和一些科學學科，以及法學院和商學院等職業學院中，最後當然還有公共政策學院；還有，我們的白宮裡有一位法學教授。但我認為，總的來說，現在美國大學校園裡的公共知識分子比二十多年前少了。
一個基本的挑戰是，博士項目已經培育出了一種崇尚晦澀難懂、不屑於影響力和觀眾的文化。然後，在「不發表就滅亡」的終身教職評定製度中，這種排外文化又被灌輸給下一代。反抗者往往會遭到鎮壓或驅逐。
「許多學者不願公開發表意見，認為這麼做很無聊，會干擾真正的研究，」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中東問題專家威爾·麥坎茨(Will McCants)說。「這種態度會影響教職評定的決定。如果學術成功的必備條件是同行評議的出版物，那麼那些『把時間浪費在』為大眾寫作上的學者就會受到處罰。」
為了將自己和外部世界隔開，學術界距今最近的嘗試是，享有威望的國際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執行委員會提議，禁止旗下出版物的編輯使用個人博客。協會不如直接喊一聲：我們希望自己的學者不要那麼有影響力。
一個相關問題是，希望獲得終身教職的學者必須要給自己的見解編碼，將其變成華而不實的散文。作為防止公眾閱讀的雙重保障，這種官樣文章有時會藏身於晦澀的期刊中——或是由大學的出版社發表。這些出版社催眠讀者的名聲讓讀者對其敬而遠之。
為《紐約時報》撰稿的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是一個例外。她指出了如下後果：「堆積成山的大量微妙知識被一條由乏味的散文組成的大壕溝包圍着」。
作為一種嘗試，學者們會定期向學術期刊提交不知所云的文章——只是為了讓那些胡扯能令人尊敬地得到發表。
我曾經喜歡的政治學是一個獨特的、不守規矩的學科，而從實際影響來看，這門學科似乎是不想活下去了。
「政治學博士通常都沒做好對現實世界進行分析的準備，」經營着諮詢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的斯坦福大學政治學博士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說。上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美國政治學評論》(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五分之一的文章關注的焦點是政策規定；而在上一次統計中，這一比例已降至0.3%。
大學已經退出了領域研究，因此才有了一些對這個世界的實際知識幾乎一竅不通的國際理論專家。阿拉伯之春後，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一項研究回過頭去調查各領域是否預見到可能發生動亂。研究發現，學者是對這種可能性最沒有察覺的人群之一——這在一定程度上因為他們靠的是量化模型或理論構想。在預測騷亂這一點上，這些根本沒用。
許多學術科目也因忽略政治多樣性而導致自己的影響降低。比如，社會學本應對許多民族問題起到關鍵作用，但因為左翼佔據了主導地位，右翼出於本能地對社會學不予考慮。
相比之下，經濟學是少有的共和黨具有很大影響力的學術領域，這有助於把經濟討論集中成對現實世界的討論。除經驗論和嚴謹外，這可能也是經濟學家（包括和我一起撰寫專欄的同事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引導了有關醫保和教育等問題的討論的原因之一。
從網絡課程到博客再到社交媒體，現如今教授可用來教導公眾的工具越來越多。然而，學者們在通過Twitter和Facebook 發表真知灼見這一點上行動遲緩。同樣，讓講座看起來有趣的是非學者人士所做的TED演講(TED Talks)（不過我還沒向教學公司[Teaching Company]公開致謝，它讓我們家的乘車出行更有趣了）。
我是在悲傷中寫這篇文章的，因為我曾經考慮過走學術這條路，也非常仰慕大學校園內的智慧。因此，教授們，不要像中世紀的僧侶那樣與世隔絕——我們需要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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