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儲百亮(Chris Buckley)
新加坡開國領袖李光耀周一去世，讓中國失去了一位代表人物，他在共產黨領導人眼裡，是高效的一黨統治能夠實現經濟繁榮、不受自由民主制度誘惑的體現。
新加坡對20世紀80年代中國政策制定者的靈感有非同一般的影響力，當時他們剛開始了一個有限的資本主義實驗，這個實驗最終讓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李光耀的這個人口只有北京四分之一的熱帶彈丸城邦，為中國領導人提供了一個如何在經濟和社會變革中尋找方向、而不失去政治控制的模式。
「新加坡在中國領導層的心目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教授黃靖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
「這是象徵性的，它表明，中國既能在經濟現代化成功，也能在政治現代化上成功，」他說，並補充道，「它表明，非西方的政治制度也能取得成功。」
中國新聞媒體用大版篇幅哀悼李光耀，幾乎就像他是一位本國領導人那樣，中國外交部暗示了李光耀在北京心目中的地位，中國把他看作為一位能與西方國家和東南亞對話的北京同情者，一位能冷眼批評自由價值觀的人物。
「李光耀先生是具有獨特影響力的亞洲政治家，也是兼具東方價值觀和國際視野的戰略家，」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就李光耀去世的消息發表評論時說。（在外交部英文版中，「東方價值觀」的「東方」用是舊式的、通常犯忌的「oriental」。）在一份另行發佈的唁電中，國家主席習近平稱李光耀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是中新關係的奠基人、開拓者、推動者」。
1978年11月，即將開啟深遠經濟改革的鄧小平訪問了新加坡。1992年，當鄧小平在中國掀起一場市場自由化狂波時，他把新加坡作為共產黨仍能維持嚴格控制的一個令人放心的例子。
據官方發佈的全文，鄧小平在促進經濟更快改革的南巡講話中說，「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
自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官員常訪問新加坡，試圖汲取經驗，或用這種訪問來為自己的資歷增添光彩。香港城市大學教授馬克·R·湯普森(Mark R. Thompson)和斯蒂芬·歐爾特曼(Stephen Ortmann)在他們最近的一篇關於中國對新加坡着迷的論文中，援引一項估計寫道，在1990年至2011年間，有2.2萬中國官員前往新加坡考察訪問。新加坡的大學專門開設了針對中國管理者的公共管理課程。
「他們想學習新加坡如何運行，為什麼它如此成功，」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黃靖提起上過他的課的中國官員時說。「其次，他們想學習新加坡如何與外部世界打交道，因為中國官員的一個主要問題是，他們不知道怎樣講述自己的故事。」
李光耀把人民行動黨和新加坡打造成冷戰期間反共陣營的堡壘，直到1990年才與中國建立了全面的外交關係。不過奇怪的是，李光耀及其政府為後來的歷屆中國領導人提供了一個被理想化的榜樣，中國官員常來新加坡參觀學習，想知道共產黨怎樣才能接納市場的變化以及與外界的接觸，但又不受公眾不滿情緒和猖獗腐敗的影響。
「他們所要尋找的，是意識形態上的保證，保證他們不會落入我們所說的『現代化陷阱』，也就是說，推動經濟發展不一定會讓他們為自己的崩潰打下基礎，」香港城市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湯普森教授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隨着亞洲其他國家的威權主義政府被民主選舉制和激烈的多黨競爭所取代，新加坡的經驗對中國羨慕者來說，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湯普森說，「隨着韓國和台灣的政治發生了變化，只有新加坡越來越成為那種在中國領導人眼中具有特別意義的模式，新加坡是有效經濟監管、快速增長，以及國家一方面插手精英管理、另一方面嚴格限制政治參與和民主的結合。」
自1976年起，李光耀總共訪問中國33次，見過毛澤東及其身後的所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每一位身上都找到了一些值得讚揚的東西。在他2013年出版的書中，李光耀對習近平也表達了充滿信心的希望。
「他有鋼鐵般的意志。」李光耀在寫到習近平時說。「我覺得他應該屬於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級別的人物。他是感情極其穩定的人，不會讓自己的不幸或痛苦影響他的判斷力。換句話說，他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里，李光耀在如何對付崛起的中國的問題上，為布殊和奧巴馬政府出過主意，而他們則常常不喜歡他直言不諱的看法。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T·阿利森(Graham T. Allison)和羅伯特·D·布萊克威爾(Robert D. Blackwill)曾問李光耀，中國是否想要成為亞洲的主導力量、進而成為世界的主導力量，他回答說：「當然。為什麼不呢？他們已經用一個經濟奇蹟將一個貧窮的社會轉變為當今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他說。「與其他新興國家不同，中國是中國，只想被人作為中國來接受，而不是作為西方的榮譽成員被接受。中國人要與美國一起以同等身份分享這個世紀。」
中國領導人對他報以同樣的好評。對於中國官員來說，新加坡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別具吸引力的榜樣，因為新加坡的大部分人是華裔，李光耀把用儒家戒律和其他傳統組成的一個大雜燴作為獨特的亞洲價值觀來提倡，認為亞洲價值觀能抵制他所譴責的西方發達社會的頹廢和無序。
中國國家通訊社新華社在周一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中說，「新加坡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發展奇蹟。這一奇蹟所產生的影響和意義在於，新加坡所走的道路不是一條西化之路，而是一條堅持自力更生、博採東西方之長的新加坡現代化之路。」
但是，在香港教授新聞學的新加坡記者切里安·喬治(Cherian George)指出，李光耀在國外擁有的更威權主義的崇拜者們沒有注意到的是，他允許了一定程度的定期選舉問責制，雖然有很多限制，但這個制度在純粹的一黨制國家不存在。
「從一開始，他就堅持要有一個廉潔的制度，」喬治說。「這個世界上不缺少強勢的領導人，崇拜李光耀的人說，他們以他為榜樣，但他們忽略了其管理體制中這個非常不方便的事實。」
中國官員能從新加坡學到什麼可實踐的經驗並不太清楚。畢竟，運行一個只有540萬人口的城邦國家，與運行一個有13億人口的國家有極大的不同。
從尋求向人民行動黨學習的所有口號來看，習近平至今仍未做到他2012年所表示的希望，他表示可能會借鑒新加坡的經驗，來進行一定程度的政治鬆綁。黃靖說，新加坡打擊腐敗的許多政策，比如官員的工資之高使得從商和賄賂的誘惑力大為降低的做法，在中國無法複製。
他說，「那些中國官員到新加坡學習了幾周後，馬上真正意識到，他們不能照搬新加坡的經驗。但是，他們回去時仍帶着這種想法，『如果新加坡人、如果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能做到這一點，我們也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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