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父和首任總理李光耀於3月23日凌晨過世，享年91歲。他把一個偏遠島嶼，打造成亞洲最富有的、腐敗度最低的國家之一。總理李顯龍十分悲痛宣布，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先生辭世的消息。新加坡總理官方網站上一則聲明寫道，「李先生於今晨3點18分在新加坡中央醫院平靜逝世」。《紐約時報》3月23日發表一篇，記者麥當斯（Seth Mydans）回顧李光耀一生專文，名為「新加坡國父暨首任總理享年91歲」（Lee Kuan Yew, Founding Father and First Premier of Singapore, Dies at 91），內容指出，新加坡在1958年，從英國那裡獲得了完全自治權，從那時起，李光耀開始掌權，後來擔任總理，直到1990年卸任為止。李光耀曾說新加坡是第三世界地區的「第一世界綠洲」；僅管到了晚年期間，他仍是國家的支配性人物，而且也是國家持續邁進「綠洲」的推動者。新加坡的治理模式，折射出李光耀的個人特點：高效、廉潔、不感情用事，並富有創造性、前瞻性和務實精神，「我們沒有意識形態」，李光耀2007年接受「紐約時報」專訪出，對這個他一手打造的國家，做了上述評價。
《紐約時報》採訪報導指出，這實際上已經成了新加坡式的另類「意識形態」。李光耀當年受訪時表示，「它有效嗎？如果它有效，那我們試試。如果效果不錯，那我們就繼續。如果沒效果，那就扔掉它，試試別的東西」。儘管李的領導作風，不時被批評為壓制自由；然而，這種做法成功了，新加坡成為了一個國際商業、金融中心，其效率高、腐敗程度低的特點受到世人景仰。直到2011年的選舉結果，標誌着李光耀時代的結束，因為，長期執政的人民行動黨(People Action Party)遭到選民的抵制。李光耀被迫辭去專門為他設立的職位「內閣咨政」一職，退居幕後，這個國家亦從此開始探索，如何建構出一個參與度更高、獨裁成分更少的政府。
新加坡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獨立，李光耀稱那是他的「痛苦時刻」。從那時之後，他就覺得自己處在一場永無休止的鬥爭之中，必須克服這個國家面臨的多個問題：自然資源的匱乏；含有敵意的國際環境；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形成的不穩定的種族組合。「要了解新加坡，弄懂它為什麼成為現在這樣？你就必須以一個事實為出發點：按理它（這個國家）不應該存在，而且無法存在」，他在2007年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做了這類觀點的解讀詮釋。「首先，我們沒有成為國家的要素，缺乏了一些基本因素：一個同質的群體，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命運。所以，歷史需要很長時間的積累；我盡了自己的那份力」。
他的「新加坡模式」有時被批評為軟獨裁，這個模式包括：中央集權、廉潔的政府、經濟自由主義，以及對政治反對派的打壓，對言論和公眾集會自由的嚴格限制，以營造一種行事謹慎和自我審查的氛圍。新聞評論家切里安·喬治(Cherian George)將李光耀的領導風格，稱之為感染式的「魅力與恐懼的獨特組合」。
畏懼而非愛戴（金手指殺手）
李光耀創造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新加坡式政治控制機制，他提起誹謗訴訟，有時甚至會讓對手破產，他還和幾家外國媒體的批評做鬥爭。有幾家外國出版物道了歉，並支付了罰款，以便讓誹謗訴訟達成和解，其中就包括《國際先驅論壇報》(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即現在的《國際版紐約時報》(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這些訴訟涉及裙帶關係指控，即李光耀的家庭成員在新加坡佔據要職，以及司法獨立性遭質疑等問題。批評者說新加坡的司法部門唯行政部門是瞻。李光耀否認這些訴訟具有政治目的，聲稱要破除誣告，還自己清譽，就必須這樣做。李光耀似乎真的相信，如果不積極地反擊迎面而來的批評，它們就會廣泛傳播；喜愛訴訟一事，同時間也削弱他個人的聲望。
他很自豪地形容自己是政界的「街頭霸王」，人們往往懼怕他而不是愛戴他。他曾說過，「如果你針對我，我會戴上金屬手指，在一條死巷子里逮到你」，的確，沒有人懷疑這一點（報復性格）。他1994年時說：「如果你以為，你對我的傷害，多過我可以對你造成的傷害，你就來試一試。沒有什麼別的辦法來治理一個華人社會」。此一強悍嚇阻作風，讓民眾情緒緊張，避免公開批評李光耀及其政府，通常亦會服從它的指揮。
「新加坡人就像跳蚤」，李光耀的政敵J·B·惹耶勒南(J.B. Jeyaretnam)曾說，「他們都被訓練得跳到一定的高度，但不能更高。一旦跳到更高，他們就會被賞一巴掌」。惹耶勒南因與李光耀的誹謗訴訟而破產，直到2008年過世之前，他一直堅持反對李光耀。2005年接受《紐約時報》採訪中，惹耶勒南表示：「新加坡有一種恐懼的氛圍：即讓人們感到害怕，無時無地不是這樣。而且，由於感到害怕，他們覺得自己什麼事情都不能做（反抗）」。
惹耶勒南也指出，李光耀的執政工具是「人民行動黨」PAP，該黨長期運用執政的優勢來壓制和恐嚇政敵。人民行動黨將新加坡國內，最優秀的年輕人才納入麾下，實質上方便其建立起了「一黨專制國家」。
許多人曾問道，「為什麼新加坡不開放體制，然後會有2個大黨，總有一個政黨隨時準備掌權的？」，李光耀在2008年的一次演講提出反對意見指出，「這種說法我一刻也不認同」。他還說明，「我們沒有那麼多人口來確保一直有一個頂級團隊，同時還有一個備選的頂級團隊。我嘗試過，那是不可能的」。新加坡成就的，是一個高度集中化、有效率的政策訂定機制；且不會受到李光耀口中的政治衝突、社會運動的「狂熱和紛亂」所影響。
塑造優質中產社會文化
李光耀也是打造「亞洲價值觀」的大師。這類價值觀，強調社會的利益，優先於個人權利，公民需要放棄一些自主權來換取家長式的統治。新加坡人一般在政治（公共）事務中頗為被動，有時人們會調侃自己，過於貪圖舒適的生活方式，他們用「五C」：即現金、公寓、汽車、信用卡、鄉村俱樂部，來總結這種生活方式。
即使是那些對新加坡知之甚少的人，也知道李光耀推動的「國家自強運動」，這些運動呼籲人們微笑、說流利的英語、沖馬桶、不吐痰、不嚼口香糖，而且不把垃圾扔下陽台。
「那時他們（國際社會）嘲笑我們」，他在回憶錄《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1965-2000，新加坡歷史》(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1965-2000)的第二卷中寫道。「但我相信，他們會笑到最後；如果我們沒有付出這些努力，（新加坡）本會是一個更加粗鄙、粗魯、粗俗的社會。」
李光耀還推廣使用英語作為工作語言和各族群間的通用語，同時也承認了馬來語、華語和淡米爾語（泰米爾語）的官方語言地位。
為了吸引遊客和投資者的目標，新加坡尋求成為一個文化、休閒中心，修建了龐大的表演藝術中心、博物館、畫廊，建立了西式、中式遊樂園，而且建造了2座賭場。另外，為了阻止出生率的降低，新加坡組織了相親的官方推動機構，主要對象是富裕的華裔人口。
為了消除腐敗誘惑，新加坡政府頒佈政策，將部長、法官和最高級別公務員的薪酬，與私營部門出色專業人士的薪酬掛鈎，於是讓他們成為了全世界薪水最高的政府官員。
強人的晚晴歲月
李光耀的英文名為哈里·李(Harry Lee)，他在1923年9月16日生於新加坡一個中產階級的四代華裔家庭。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佔領期間擔任翻譯，並從事黑市貿易維生。之後前往英國，並於1949年從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取得法學學位。1950年，他與攻讀法律的新加坡同學柯玉芝(Kwa Geok Choo)結婚。柯玉芝於2010年去世。李光耀從1959年至1990年擔任總理，之後總理職務先後由2位他親自挑選的接班人擔任，分別是吳作棟(Goh Chok Tong)，以及的長子李顯龍(Lee Hsien Loong)。李顯龍並從2004年一直擔任總理至今。
新加坡女性小說家林寶音(Catherine Lim)在一次採訪中指出，「他是個政治家。他可能太偉大了，新加坡無法容納。他的地位和南斯拉夫的威權統治者鐵托(Josip Broz Tito )，法國戴高樂(de Gaulle)相當。如果非洲有三個李光耀，那塊大洲就不會是今天這種糟糕的局面」。林寶音經常對李光耀提出批評。林寶音並形容，李取得成功的代價是，與他治理的民眾缺乏情感聯結；所有的事情都按部就班」，「他是個受人崇敬的人，哎，可是人除了頭腦之外，還需要一些心靈，才能受人喜愛。他太死板了」。
2010年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他採取一種更像是反思和謝幕的口吻。他說：「我不是說我做的所有事都是對的，而是我做的所有事都是出於崇高的目的」；他並指出，「我迫於無奈做過一些醜惡的事，比如不經審判就把一些人關起來」。
他說，他不信仰宗教，每次遇到挫折後，他只是告訴自己：「好吧，人生就是這樣」。儘管政治志業大大成就，但是這位無神論者（或不可知論者），他有時候難免遭遇失眠問題，所以，李每晚要花20分鐘冥想並念誦口訣「Ma-Ra-Na-Tha」（希臘語：阿門。來吧，主耶穌！）才能讓自己沉靜下來。「難題（之處）是不能讓『心猿』到處跑，鑽進（牛角尖）」。他在2010年接受時報採訪時說。祈禱過後，「某種沉靜感會隨之降臨，（於是）白天的壓力和憂慮就被推了出去。失眠問題，就減輕了」。
李光耀注重個人飲食，也長期保有鍛練身體習慣。不過他也承認感受到衰老跡象，長期以來的嚴苛生活習慣，終究也讓自己感到一絲厭倦。他說：「我快87歲了，還在努力維持健康，展示一個有活力的形體。這是要付出努力的，但這種努力值得嗎？」他曾反覆思量道：「努力維持強人姿態時，我都會笑我自己。這已經成了我的習慣，於是就延續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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