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鐵志
以反撙節為訴求而上台的希臘總理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雖然在上周末贏了希臘民眾公投,但最後似乎也必須投降,被迫提出一個基本上是歐洲債權國要求的「撙節」(austerity)改革方案。「撙節」─認為刪減政府支出以減低債務和恢復投資信心的政策─似乎成為這個時代的關鍵字,債務危機的神奇解藥,或者,一個意識形態迷思包裝的毒藥。
回顧世界經濟史,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讓凱因斯主義成為二次戰後主要經濟思潮,直到七零年代石油危機受到挑戰。八零年代後,英國柴契爾夫人加上美國雷根總統聯手推動了新自由主義,主張刪減政府支出、小國家、市場主導經濟,並透過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影響第三世界。但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這一次是過去強調不受管制的金融資本主義遭到嚴重挑戰,西方國家重新採取凱因斯式的財政刺激政策。但就在一兩年內─有人認為,是2010年G7的高峰領袖會議上─撙節政策重新成為西方國家的執著,此後西方國家政府支出顯著下降。
為什麼?
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因為希臘在當時爆發了債務危機,而似乎證明不負責任的公共支出的危機。另根據知名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說,是因為幾篇有影響力的學術論文提供了知識基礎,例如一篇由兩位哈佛經濟學者Carmen Reinhart和 Kenneth Rogoff撰寫的論文不只強調債務對經濟成長的負面影響,更用資料證明如果一個國家債務超過GDP的百分之九十,該國經濟會崩盤,而這篇文章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在經濟學歷史上勝於此前任何一篇論文」。尷尬的是,此篇論文後來被指出有許多資料錯誤,連作者後來都自已承認。
債務升高投資減少
事實上,希臘過去五年已經遵照債務國提出的撙節政策,其結果卻是債務持續超高、經濟縮水20%,失業率達到27%,青年失業率更超過50%,投資信心更是毫無增加。
標準的經濟學教科書指出,刪減政府支出會降低整體需求,導致產出減少和失業增加,因此在經濟成長時,尤其是經濟過熱和有通膨危險時,才是撙節的正確時機,而不是在經濟衰退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也說,一個國家減低債務最有效的方法是經濟成長,而撙節是反成長的;如二次大戰後西方國家的巨大赤字,就是因為戰後快速的經濟成長。
關鍵在於民主赤字
但為何歐洲這些領袖仍要求希臘提出撙節方案?除了因為他們搞不清楚歐洲真正需要的制度改革和撙節的差別,關鍵或許在於歐洲的民主赤字問題:「如果歐洲的那些領袖允許更多公眾討論,而不是在金融世界的秘密走廊獨斷地決策,不鼓勵任何公共討論,那麼或許可以透過審議、審視和批評等標準程序而避免政策錯誤。」「沒有從過去對於復甦、減赤和經濟成長的歷史中獲得教訓,這不只是因為財政領袖的錯誤,也是由於今日歐洲的民主赤字。」
如今希臘政府被迫否定人民在公投展現出的民主意志,提出了一個以撙節為原則的改革方案,而讓整個國家失去了重新思考未來選擇的可能性。這齣現代希臘悲劇將可能繼續下去。
台灣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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