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歲的員工哪去了？

FT專欄作家凱拉韋：那些曾在公司從事普通工作的50多歲的員工都去哪了？未來，退休金日漸微薄，人們卻越發健康，大公司最終將不得不讓這些中年人回去上班。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露西•凱拉韋

不久前，我給一群投資銀行家做演講。每當面對商界聽眾，我總會環視人群並試著弄清女性和男性聽眾的比例。如果他們是倫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的年輕律師，則女性和男性觀眾的人數通常大體相當，但如果是資深的銀行家或財務顧問，比例甚至會懸殊到1比20。

那天下午，這個比例較以往略好一點——大概是1：4——而當我環顧四周，突然發現自己數錯了對象。在這次國際會議上，為數最少的不是女性，甚至不是那些少數族裔——而是年過50的人。

大約200位銀行家中，我只看到一位貌似與我年紀相仿的人——而那位是首席執行官。當我穿過金融城往回走，我註視著回家的人們：川流不息的上班族，也都是20多歲、30多歲和40多歲。我只會偶爾碰上一個同齡人，低著頭悄然走過。兩個看似60歲上下的人使我興奮了一下，但上前仔細一瞧，他們花哨的帶帽夾克和拉桿箱表明，他們是游客。

在倫敦，辦公室已難找到50多歲的人，這也許並不新鮮，而我卻是後知後覺。可能是因為一個年過55歲的新聞記者在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尚不顯得突兀。當FT最出色、最有價值的專欄作家比自己年長整整10歲時，你也就不覺得有多難堪了。


其他部門就不一樣了。前幾天辦公室響起火警，我目視商業部門的同事們排成長隊拖著腳步往樓下走。其中我這歲數的員工人數為零。

也許這只能證明警察年輕化的合理性，但我卻不以為然。我的幾位50多歲的記者同行，每天早上會從聖奧爾本斯(St Albans)和馬斯韋爾希爾(Muswell Hill)搭乘列車抵達金融城，他們肯定地說，他們是車上最年長的乘客。

我的一位朋友已經快50歲了，他在一家大型消費品公司上班，他一直緘口不談自己的歲數，也希望沒人註意他。20年前他剛進公司時，還有很多快60歲的同事，那些人還時常配有一名與他們年紀相仿或比他們還年長的個人助理。目前公司已無個人助理一職，管理者們也大都在年近50歲時離職，並能領到一筆豐厚的補償金。

少數還在從事主流工作的人分化成了兩個小群體：境遇好的要麽成了首席執行官，要麽希望自己成為首席執行官；境遇差的則成功地使自己默默無聞從而躲過了一輪又一輪裁員。

在倫敦的寫字樓，大批年過50的人被淘汰，這與原本預計的情況大相徑庭。人們理應工作得更久，不僅要到正常退休年齡，還應超過退休年齡。統計顯示，過去10年左右，英國超過64歲的勞動者數量已經翻倍。

若說投資銀行家、律師和會計師們是例外的話，則沒什麽讓人費解或擔憂的。他們快50歲時，已經賺夠了錢，在不正常的環境不停工作了25年，他們普遍已不堪重負。他們較少受到年齡歧視，但卻是年齡歧視的產物。結束了高強度的工作，他們現在可以花時間做些更有趣的事——要麽什麽都不做，要麽當當顧問，要麽開始一種新生活，搞搞攝影或園藝。

但進一步探究就會令人大惑不解。那些曾在企業從事普通的人力資源、市場、或會務工作的50多歲的員工都去哪了？誰雇傭他們？他們可曾領到足夠慷慨的遣散費——可有足夠的積蓄——再通過四處去掙一點外快過活？

不管他們現在在做什麽，情勢都將逆轉，原因眾所周知：退休金日漸微薄，人們卻越發健康。如果我們活到100歲，就必須工作到75歲來維持生活，那麽，大公司將不得不讓我們回去上班。50多歲和60多歲的人將迫於生計堅持工作，或者即便失業了，也將另謀他就——也許工資低一點——這樣一來，雇主們今後就不得以年紀為托辭而拒絕雇傭他們。

大公司的人力資源部不久就會嘲笑自己曾經的小題大做——他們煞有介事地提出，如何取悅被寵壞的千禧一代。

有些年過50的員工已然厭倦了無聊的職場生活，卻還得再捱15年，激勵他們將是最嚴峻的管理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