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成：抑制中國創新的最基本因素是，中國內地嚴重缺乏知識產權保護。
每個國家都會對某些話題敏感，尤其是當這些話題被外國人提出時。在中國生活了近7年、而且過去40年一直是中國學生的我，本以為自己瞭解哪些話題不能觸碰。顯然我還是不懂。
我正在應對這樣一個話題：中國內地的高科技創新，及其為什麽看起來如此落後於鄰近的台灣。中國領先的商業期刊之一——《財經》雜志最近刊發了我與中國首創(China First Capital)首席運營官王岩松博士用中文合寫的關於台灣傑出光學鏡頭企業——大立光電(Largan Precision)的一篇文章。
這期雜志出版後不久，該文章就開始廣泛流傳，緊接著引發了大量憤怒的批評聲，主要是指責我們不瞭解這一話題，忽視了中國內地有很多科技公司至少與大立光電同樣優秀——如果不是更勝一籌的話。
我沒想到這篇文章會引發這麽大爭議，至少在基本事實上沒什麽可爭議的。大立光電去年營收超10億美元，凈利潤率超過40%，是其主要客戶蘋果(Apple)的兩倍多，而蘋果在賺取豐厚利潤方面已絕非等閑之輩。中國內地有很多為蘋果供應零部件的公司，有的直供，有的是分包商。但沒有任何一家能達到大立光電的規模和盈利能力。實際上，沒幾家公司能實現高於10%的凈利潤率（相當於大立光電的四分之一）。
碰巧的是，代表親台獨政黨的新總統蔡英文(Tsai Ing-wen)剛在台灣宣誓就職。而在中國內地，似乎沒人有心情聆聽關於台灣的任何好話。在一個高管微信群中，言辭變得犀利。“中國有很多這樣的公司。你作為一個外國人，只是不瞭解它們罷了。”或者，“大立光電能成功，是因為有美國政府保護，就像台灣自身一樣”，還有“蘋果從大立光電採購，因為它想阻止中國的發展”。還有人指出，“華為(Huawei)比大立光電大多了”。沒錯，只是華為的凈利潤率還不到10%。
我看到的評論中，沒有一條專註於中國科技雄心難以實現的或許更明顯的原因：薄弱的專利保護體系、無處不在的互聯網審查、對信息自由流動的限制，以及盡管現在規模很大、但不願支持研發新方向的風險投資業。在台灣，這些都不是問題。
大立光電的業績如此之好，因為它為手機攝像頭製造的光學品質塑料鏡頭在價格和性能方面都沒有對手。所有高端手機——不論是iPhone還是售價400美元以上的安卓(Android)手機——使用的都是大立光電的鏡頭。
中國內地許多企業曾試圖進入這一行業。但迄今沒有一家獲得成功。當然，大立光電希望保持這種優勢。它在中國大陸建有工廠，但高價值、機密製造過程的關鍵環節都在台灣完成。
高精度、高像素塑料攝像頭基本上無法進行“逆向工程”。無法僅憑購買一臺機器，投入一些塑料顆粒，就生產出完美的球面、輕量化的1600萬像素的鏡頭。大立光電在塑料鏡頭行業已有近20年經驗。今天的成功是多年鍥而不舍進行實驗和努力的結果。大立光電等了很久才等到市場需求的到來。擁有高利潤率和獨特產品的偉大公司通常都是以這種方式嶄露頭角的。
我們之所以寫那篇文章，部分是因為大立光電在內地的知名度不高。它應該有很高的知名度。我們都知道，中國內地已發起一場大規模、高調宣傳、多管齊下的努力，以激勵高科技創新，升級國內製造業基礎。
中央領導層大力呼籲推進哪一行業，這一行業每年就會得到數百億美元的政府補貼。如果中國在這方面的努力能夠成功的話，大立光電就是中國能收獲什麽樣的成果的近似案例。這關乎的不僅是豐厚的利潤和高薪工作。
大立光電還在協助創建一個更大的網絡，包括供應商、客戶和手機以外的商機。高精度、低成本、輕量化的鏡頭也正在被越來越多的物聯網(IOT)設備採用。當然，它們還有潛在的軍事用途。
因此，那篇文章提出但沒有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麽中國內地涌現不出像大立光電這樣的公司？或許還不到時候？從我讀到的評論來看，這是一種主要解釋。有些人辯稱，再給中國幾年時間，中國肯定會出現數十家像大立光電一樣利潤率較高且在全球占主導地位的企業。
與此關聯的一種觀點更直接地牽扯到民族命運和自豪感等觀念，那就是：中國擁有5000年輝煌歷史，在造紙、火藥、瓷器以及提水灌溉等方面實現了很多技術突破。如今，中國正在研發的新產品將實現類似級別的突破，改變世界。
針對該文章的所有評論，都沒有提及一些幾乎肯定會抑制中國創新的根本因素。先從最基本的因素說起：中國內地嚴重缺乏知識產權保護。
雖然近期情況稍微有好轉，但要抄襲創意和產品並逃避處罰還是太過容易。中國如今設有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來實施國內的專利制度。但是，整個體系的管理仍非常薄弱。中國法院無法完全獨立於政治影響。
而且，即便一家公司贏得了專利權案，且法院作出對中國侵權方不利的判決，原告通常也幾乎不可能得到任何金錢補償，或是阻止敗訴方換個省、換個名字另起爐竈。
中國專利制度另一令人不安的層面是：除“發明專利”之外，它還授予所謂的“實用新型專利”。這為不厚道的行為提供了巨大空間。一家公司可將別人的技術換一種用途，或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生產，然後為此申請專利保護。
很顯然，缺乏可靠方式保護寶貴發明和專有技術的國家，涌現的發明和專有技術總是會少一些。使得這一問題更加嚴重的是，在中國，競業禁止及保密協議通常無法執行。雇員、分包商經常竊取機密信息並創辦自己的公司，而不受懲罰。
至少現在而言，中國缺乏擁有全球重要技術的企業，還有什麽原因導致這種局面？各種信息無法自由流動，原因在於國家對互聯網的控制。
如今，商業中很多最酷的新創意都最先出現在YouTube、Twitter、Instagram、Snapchat上。當然，所有這些網站都遭到了中國“長城防火牆”的屏蔽，同時被屏蔽的還有各種傳統商業媒體。封閉社會從來不擅長開發前沿技術。
肯定有大量卓越的軟件和數據打包技術在參與築牢長城防火牆。問題在於，在中國以外，這些國家級的在線監視工具不存在真正的付費市場。從純商業角度看，所有這些自主研發和人力都被浪費了。
中國的風險投資業（盡管規模達到全球第二）至今不願對早期及實驗性的研發進行投資。相反，風投公司將大量資金投入所謂的“復制到中國”(Copied To China)企業。這些“C2C”企業在別的地方（通常是美國）尋找成熟或是正在崛起的商業模式，然後創建中國本土版本，因為它們放心地知道，境外創新者很可能永遠無法讓這個“僅限中國”的版本關停。
這就是中國三家最成功的科技公司——阿裡巴巴(Alibaba)、騰訊(Tencent)和百度(Baidu)——起步的方式。這些公司已經超越了最初的復制階段，但在中國，“C2C”模式仍然是創立科技公司並獲得融資的最常見策略。
在針對大立光電文章的所有評論和批評中，另一個未提及的因素是：中國的大學——特別是一流大學——雖然很難考入，但這些大學的教授們很少拿得出重要的突破性研究。教授級別由資歷和關系決定，與學術水平關系不大。而且，與美國的大學不同，中國大學不為那些拿得出可以授權使用的技術成果的教授提供有吸引力的許可費用分享制度。
中國境外的科技公司通過上市為創新和增長融資。大立光電早在2002年就在台灣上市，當時該公司規模還很小。但在中國內地，這類科技公司要想進行首次公開發行(IPO)幾乎是不可能的。內地的IPO由政府監管部門緊緊控制。過去三年沒有利潤的公司甚至不可能獲準進入等待上市的名單，即便上了名單的企業也要等待幾年才能上市。
台灣與中國大陸最近之處只有一英里多一點的距離。但兩岸在培養和獎勵能帶來高利潤的創新方面卻不可同日而語。台灣具有優勢的根本領域都是中國大陸的薄弱之處。
盡管或許大立光電是當今台灣效益最好的高科技公司，但台灣還有很多企業同樣可以把中國大陸競爭對手遠遠甩在後面。在內地近期關於打造創新經濟的所有滔滔不絕的論述中，很少聽到關於台灣科技成就的討論，更不用說有關中國大陸可以向台灣取經的說法了。
我們那篇關於大立光電的文章顯然觸及了一些人的痛處——至少是一些人。要想成功轉型為科技強國，中國亟需的一個“創新”或許是願意更細致地分析、更誠實地評估台灣高科技行業為何出色得多。
傅成(Peter Fuhrman)是中國首創(China First Capital)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每個國家都會對某些話題敏感，尤其是當這些話題被外國人提出時。在中國生活了近7年、而且過去40年一直是中國學生的我，本以為自己瞭解哪些話題不能觸碰。顯然我還是不懂。
我正在應對這樣一個話題：中國內地的高科技創新，及其為什麽看起來如此落後於鄰近的台灣。中國領先的商業期刊之一——《財經》雜志最近刊發了我與中國首創(China First Capital)首席運營官王岩松博士用中文合寫的關於台灣傑出光學鏡頭企業——大立光電(Largan Precision)的一篇文章。
這期雜志出版後不久，該文章就開始廣泛流傳，緊接著引發了大量憤怒的批評聲，主要是指責我們不瞭解這一話題，忽視了中國內地有很多科技公司至少與大立光電同樣優秀——如果不是更勝一籌的話。
我沒想到這篇文章會引發這麽大爭議，至少在基本事實上沒什麽可爭議的。大立光電去年營收超10億美元，凈利潤率超過40%，是其主要客戶蘋果(Apple)的兩倍多，而蘋果在賺取豐厚利潤方面已絕非等閑之輩。中國內地有很多為蘋果供應零部件的公司，有的直供，有的是分包商。但沒有任何一家能達到大立光電的規模和盈利能力。實際上，沒幾家公司能實現高於10%的凈利潤率（相當於大立光電的四分之一）。
碰巧的是，代表親台獨政黨的新總統蔡英文(Tsai Ing-wen)剛在台灣宣誓就職。而在中國內地，似乎沒人有心情聆聽關於台灣的任何好話。在一個高管微信群中，言辭變得犀利。“中國有很多這樣的公司。你作為一個外國人，只是不瞭解它們罷了。”或者，“大立光電能成功，是因為有美國政府保護，就像台灣自身一樣”，還有“蘋果從大立光電採購，因為它想阻止中國的發展”。還有人指出，“華為(Huawei)比大立光電大多了”。沒錯，只是華為的凈利潤率還不到10%。
我看到的評論中，沒有一條專註於中國科技雄心難以實現的或許更明顯的原因：薄弱的專利保護體系、無處不在的互聯網審查、對信息自由流動的限制，以及盡管現在規模很大、但不願支持研發新方向的風險投資業。在台灣，這些都不是問題。
大立光電的業績如此之好，因為它為手機攝像頭製造的光學品質塑料鏡頭在價格和性能方面都沒有對手。所有高端手機——不論是iPhone還是售價400美元以上的安卓(Android)手機——使用的都是大立光電的鏡頭。
中國內地許多企業曾試圖進入這一行業。但迄今沒有一家獲得成功。當然，大立光電希望保持這種優勢。它在中國大陸建有工廠，但高價值、機密製造過程的關鍵環節都在台灣完成。
高精度、高像素塑料攝像頭基本上無法進行“逆向工程”。無法僅憑購買一臺機器，投入一些塑料顆粒，就生產出完美的球面、輕量化的1600萬像素的鏡頭。大立光電在塑料鏡頭行業已有近20年經驗。今天的成功是多年鍥而不舍進行實驗和努力的結果。大立光電等了很久才等到市場需求的到來。擁有高利潤率和獨特產品的偉大公司通常都是以這種方式嶄露頭角的。
我們之所以寫那篇文章，部分是因為大立光電在內地的知名度不高。它應該有很高的知名度。我們都知道，中國內地已發起一場大規模、高調宣傳、多管齊下的努力，以激勵高科技創新，升級國內製造業基礎。
中央領導層大力呼籲推進哪一行業，這一行業每年就會得到數百億美元的政府補貼。如果中國在這方面的努力能夠成功的話，大立光電就是中國能收獲什麽樣的成果的近似案例。這關乎的不僅是豐厚的利潤和高薪工作。
大立光電還在協助創建一個更大的網絡，包括供應商、客戶和手機以外的商機。高精度、低成本、輕量化的鏡頭也正在被越來越多的物聯網(IOT)設備採用。當然，它們還有潛在的軍事用途。
因此，那篇文章提出但沒有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麽中國內地涌現不出像大立光電這樣的公司？或許還不到時候？從我讀到的評論來看，這是一種主要解釋。有些人辯稱，再給中國幾年時間，中國肯定會出現數十家像大立光電一樣利潤率較高且在全球占主導地位的企業。
與此關聯的一種觀點更直接地牽扯到民族命運和自豪感等觀念，那就是：中國擁有5000年輝煌歷史，在造紙、火藥、瓷器以及提水灌溉等方面實現了很多技術突破。如今，中國正在研發的新產品將實現類似級別的突破，改變世界。
針對該文章的所有評論，都沒有提及一些幾乎肯定會抑制中國創新的根本因素。先從最基本的因素說起：中國內地嚴重缺乏知識產權保護。
雖然近期情況稍微有好轉，但要抄襲創意和產品並逃避處罰還是太過容易。中國如今設有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來實施國內的專利制度。但是，整個體系的管理仍非常薄弱。中國法院無法完全獨立於政治影響。
而且，即便一家公司贏得了專利權案，且法院作出對中國侵權方不利的判決，原告通常也幾乎不可能得到任何金錢補償，或是阻止敗訴方換個省、換個名字另起爐竈。
中國專利制度另一令人不安的層面是：除“發明專利”之外，它還授予所謂的“實用新型專利”。這為不厚道的行為提供了巨大空間。一家公司可將別人的技術換一種用途，或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生產，然後為此申請專利保護。
很顯然，缺乏可靠方式保護寶貴發明和專有技術的國家，涌現的發明和專有技術總是會少一些。使得這一問題更加嚴重的是，在中國，競業禁止及保密協議通常無法執行。雇員、分包商經常竊取機密信息並創辦自己的公司，而不受懲罰。
至少現在而言，中國缺乏擁有全球重要技術的企業，還有什麽原因導致這種局面？各種信息無法自由流動，原因在於國家對互聯網的控制。
如今，商業中很多最酷的新創意都最先出現在YouTube、Twitter、Instagram、Snapchat上。當然，所有這些網站都遭到了中國“長城防火牆”的屏蔽，同時被屏蔽的還有各種傳統商業媒體。封閉社會從來不擅長開發前沿技術。
肯定有大量卓越的軟件和數據打包技術在參與築牢長城防火牆。問題在於，在中國以外，這些國家級的在線監視工具不存在真正的付費市場。從純商業角度看，所有這些自主研發和人力都被浪費了。
中國的風險投資業（盡管規模達到全球第二）至今不願對早期及實驗性的研發進行投資。相反，風投公司將大量資金投入所謂的“復制到中國”(Copied To China)企業。這些“C2C”企業在別的地方（通常是美國）尋找成熟或是正在崛起的商業模式，然後創建中國本土版本，因為它們放心地知道，境外創新者很可能永遠無法讓這個“僅限中國”的版本關停。
這就是中國三家最成功的科技公司——阿裡巴巴(Alibaba)、騰訊(Tencent)和百度(Baidu)——起步的方式。這些公司已經超越了最初的復制階段，但在中國，“C2C”模式仍然是創立科技公司並獲得融資的最常見策略。
在針對大立光電文章的所有評論和批評中，另一個未提及的因素是：中國的大學——特別是一流大學——雖然很難考入，但這些大學的教授們很少拿得出重要的突破性研究。教授級別由資歷和關系決定，與學術水平關系不大。而且，與美國的大學不同，中國大學不為那些拿得出可以授權使用的技術成果的教授提供有吸引力的許可費用分享制度。
中國境外的科技公司通過上市為創新和增長融資。大立光電早在2002年就在台灣上市，當時該公司規模還很小。但在中國內地，這類科技公司要想進行首次公開發行(IPO)幾乎是不可能的。內地的IPO由政府監管部門緊緊控制。過去三年沒有利潤的公司甚至不可能獲準進入等待上市的名單，即便上了名單的企業也要等待幾年才能上市。
台灣與中國大陸最近之處只有一英里多一點的距離。但兩岸在培養和獎勵能帶來高利潤的創新方面卻不可同日而語。台灣具有優勢的根本領域都是中國大陸的薄弱之處。
盡管或許大立光電是當今台灣效益最好的高科技公司，但台灣還有很多企業同樣可以把中國大陸競爭對手遠遠甩在後面。在內地近期關於打造創新經濟的所有滔滔不絕的論述中，很少聽到關於台灣科技成就的討論，更不用說有關中國大陸可以向台灣取經的說法了。
我們那篇關於大立光電的文章顯然觸及了一些人的痛處——至少是一些人。要想成功轉型為科技強國，中國亟需的一個“創新”或許是願意更細致地分析、更誠實地評估台灣高科技行業為何出色得多。
傅成(Peter Fuhrman)是中國首創(China First Capital)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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