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起自殺事件都令人感到極度悲痛，這種絕望的自裁給逝者的家人、朋友及同事留下無盡的內疚和傷痛。沈文天(Martin Senn)——去年12月之前一直擔任蘇黎世保險(Zurich Insurance)首席執行官——的自殺帶來的傷痛更令人刻骨銘心，因為三年前，該公司首席財務官皮埃爾•沃蒂耶(Pierre Wauthier)也用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5月末，沈文天在自己位於瑞士克洛斯特斯(Klosters)的度假屋自殺，據稱他一直難以適應卸任這家瑞士跨國公司掌門人後的生活。去年，在蘇黎世保險收購英國保險公司RSA未果、並在美國和中國遇到問題之後，沈文天同意辭去首席執行官之職。目前，該公司正在進行重組及削減成本。
十年前，我曾忍受過一段抑鬱症的折磨，這段經歷影響了我對沈文天自殺的反應。用“忍受折磨”一詞形容很恰當，任何有過此種經歷的人都可以證實這一點。“一段”(episode，也指連續劇的“一集”——譯者註)是精神科醫生使用的術語，好像這是一部悲慘肥皂劇的組成部分。幸運的是，我的抑鬱症沒有復發。
不過，那段經歷讓我對這種疾病有了警惕性。當聽說有高管因“失眠”、“疲憊”、“精疲力竭”（或是企業對焦慮、抑鬱的一些其他委婉說法）而辭職或者休假時，我總會回想起那段經歷給我帶來的教訓。
教訓之一是，情緒障礙(mood disorder)在董事會成員中非常普遍。人們很容易將蘇黎世保險兩名高管先後自殺視為一場罕見、陌生的悲劇，類似於傑佛瑞•尤金尼德斯(Jeffrey Eugenides)1993年小說中的“少女之死”（那部小說是由多名仰慕者講述的五姐妹自殺的故事）。
但連官方估計都暗示，每個董事會都可能至少有一位有過抑鬱經歷的成員。2014年，7%的美國成年人稱在過去一年經歷過較嚴重的抑鬱期；16%的美國成年人一生中至少有一次被診斷為患有抑鬱症。
如果傳聞可信的話，對董事和高管而言，這一比例或許低估了。我就知道好幾位患過抑鬱症卻不願承認的高管，包括倫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一家公司的合夥人以及一名內閣大臣。還有一名富時100(FTSE 100)成分股公司首席執行官——工作時神採飛揚，但回家就躺在黑暗的房間里。
從這之中可以得到第二個教訓：像沈文天、沃蒂耶這樣走上職業生涯巔峰可能意味著你會變得更脆弱。抑鬱症並非精英特有的疾患——它分佈廣泛，弱勢及低收入群體在生活中遇到的許多事情，都會讓人突然患上這種心理疾病。但非凡的成就帶有其特有的風險。
“工作狂”就是其中之一。沃蒂耶的遺孀回憶道，“他通常只睡七個小時，其餘時間都是一手拿著黑莓(BlackBerry)，一手拿著筆記本電腦”，他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這種狀況對他這樣的職位而言並非罕見，對那些收費高昂、因此對客戶有求必應的專業人士而言也很常見。
一項對挪威雇員的最新研究發現，樣本人群中的“工作狂”員工比其他人更焦慮、更抑鬱。在工作狂員工中，有34%達到了醫學上的焦慮症標準，相比之下，這一比例在非工作狂員工中僅為12%。
是加班讓你變得焦慮，還是焦慮的員工更喜歡加班——其中的因果關系並不明確。正如精神病學家所言，在一定程度之內，焦慮是自我調適的結果：它可以幫助人們取得事業上的成功，但也會讓人們處於危險之中。
一路高飛的成功人士有重蹈伊卡洛斯(Icarus)覆轍的危險——這位希臘神話中的人物是最早的“高飛者”，他飛得太靠近太陽，身上的蠟翼融化，因而墜落。有些成功人士一路就讀於精英中小學和大學，在職場上也成就斐然，因而沒有遇到過嚴重挫折就進入了中年。當最終遭遇挫敗時，對他們的打擊是巨大的。
在人生取得此般成功之後，他們自然會相信自己的人生受到了上天的眷顧，但當突然發現自己與其他人一樣可能犯錯時，他們自然會手足無措。英國政治家伊諾克•鮑威爾(Enoch Powell)說，所有政治生涯的結局都是失敗。商業生涯也同樣如此：多數到達職業金字塔頂端的首席執行官都不會在這一位置呆很久。
有些人可以接受這一現實，其他人則會產生引發抑鬱的生物反應。盡管如此，苦悶往往是短暫的。一次挫折不會終結一個人的職業生涯；一時的抑鬱未必會演變成長期、反復發作的抑鬱症。抑鬱症可能難以根除，但中年危機往往只發作一次。
現在，越來越多的企業認識到了這些問題，而且在幫助陷入抑鬱的員工方面做了更充足的準備。抑鬱症不再是奇恥大辱，但依然有那麽多人選擇隱瞞自己患有抑鬱症的事實，這表明恥辱感依然存在。對抑鬱症感到羞恥加劇了患者的痛苦，而且可能引發災難性後果。
精神病學家經常會詢問抑鬱症患者：“你的心情怎麽樣？”我的回答是，過去不好，但現在不錯。這就是為什麽蘇黎世保險高管自殺如此令人悲痛的原因。一時的絕望在過後看來都如同過往雲煙。生活可以重頭再來，成就可以重新創造——只要你好好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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