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會學已感知到，由於社會的發展愈來愈往資產階級傾斜，所以社會對違法的懲罰已日益失去了公義原則。
稍早前，柏克萊加州大學教授賽門（David S. Simon）出了一本研究白領犯罪的理論著作《精英的偏差行為》，他開宗明義就指出，由於資產階級主宰了社會秩序，所以司法的懲罰只集中在藍領階級的街頭犯罪，所謂的「街頭犯罪」，乃是指容易被看見的偷、搶、打、殺等犯罪，它很容易被判坐牢。至於白領犯罪，通常都只是找個小職員扛起，真正得利的大老闆多半沒事。正因為有鑒於經濟性的犯罪失去了公義，所以芝加哥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蓋瑞．貝克（Gary S. Becker）遂主張對於白領經濟性犯罪，它的法理思考應該重新擬定，不能只根據它所造成的損害定罪，而應該根據它所期望得到的利益而定罪；而且必須加計它的僥倖成本，那就是除以它犯罪被發現的或然率。如果懲罰能加計這些公義因素，這種經濟型犯罪就會加重千百倍，大公司就會破產或主事者坐長久的牢。
正因為前幾年我讀了賽門教授和蓋瑞．貝克的著作，我認為他們的見解才比較合乎社會公義。就以今天的台灣經濟型犯罪為例，最近十幾年來，台灣已成了世界最大的電話網路詐騙第一大國，台灣的掏空公司這種重大的經濟犯罪也聞名全世界，如果追究其原因，台灣的司法懲罰已完全和現實脫節，乃是主因。
台灣早在漢人移民時代，就有了「白賊七」這種騙子傳奇，那是一種說謊騙人的輕犯罪，但到了近年，這種騙子文化卻與時俱進，騙子頭目隨便找個地方，私設機房，就能夥同一群人行騙，由於機房是自設，一有狀況很容易銷毀詐欺的通聯紀錄。科技的發展已使得罪證的蒐集增加了難度，台灣的電話網路詐騙，已成了世界性的大企業，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台灣的電話及網路詐騙世界第一，雖然逮捕到一些騙徒，也因為蒐證困難，許多人都草草釋放，縱使判刑也都相當輕微，台灣之所以成為避罪天堂，它的關鍵其實是台灣的司法定罪邏輯已完全違背了現實。一個社會會出現恐龍法官，在恐龍法官前必定已先有了恐龍司法及恐龍式的論罪推理，我就曾主張過，對於這種詐騙案的論罪推理必須複雜化和切實化，我認為一群人私設機房，就等於已完成了詐騙行為所有的必要預備條件，這種人即可處以基本刑；設若除了這種基本刑之外，能夠在證據銷毀前蒐集到更多罪證，那就可加重其刑，基本刑和加重刑，由於都有吻合事理的推理，據此而論罪才有更合乎事實的推理邏輯，據此所做的量刑，才可使社會人心覺得合理。台灣對詐騙案所做的論罪，人們普遍認為它太過於向詐騙犯傾斜，而欠缺了對受害者的同情及同理心，這是司法論理上嚴重的缺憾，這種推理上的破洞應趕快修補，才符合人間更大的公義！
近年來台灣除了在詐騙案上失去了社會公義，被世人輕視外，近年來台灣在重大經濟犯罪上，也同樣劣跡重重，受到國人及世界各國的嘲笑。
近十幾年來，台灣發生了多起鉅富商人世家經濟犯罪案，他們以超貸或其他五鬼搬運方式掏空公司，諸如南霸天王玉雲案、東帝士創辦人陳由豪案，以及最近在美國因車禍而橫死的力霸集團創辦人王又曾案等。這些經濟犯罪案都有一種固定的模式：
（一）這種經濟犯罪案，基本上都是一種政商勾串的行為模式，犯罪者本身都是豪強型人物，他們靠著廣泛的政商關係及政商人脈，可以穿透政府的商業及金融管理的限制，而得到許多做事的方便，迅速成為一個富可敵國的中央型及地方型的集團企業。
（二）這種依靠政商關係而壯大的集團企業，由於不是依靠正常的工商經營，所以必然有華而不實的弊病，到了一定程度後就出現公司的破洞，而且愈補愈大洞，很快就破洞補不勝補，偌大的集團很快就難以為繼。王又曾最盛時，整個集團的資產高達四千億，但它的崩潰卻奇快無比。
（三）任何正常的民主商業社會，都會有奸商，但別的社會如果出現了奸商惡徒，整個工商社會就會針對弊案做出深刻的反省，所以外國的大弊案總是出現一兩個就再也不會出現，但台灣則不然，過去十幾年來，政商勾串的重大政經犯罪已有多起，但政府和工商界只是把該弊案視為一個公司界的大八卦，並沒有把這些案件視為以後防弊的教訓，於是一個時代的政商勾串弊案結束了，到了下一個階段，新的政商勾串弊案又告發生，台灣以前有那麼多掏空案，但台灣對公司治理及防弊，到底累積了多少教訓？可能誰也不敢確定，台灣老一輩生意人相信，「人無橫財不富，馬無野草不肥」，所以大家都在努力鑽門路、搞政商人脈，去了一個王又曾，誰知道新的王又曾又在那裡做著準備！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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