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過程會很漫長，美國經濟終將復甦。然而，即便周期性問題不再主導經濟對話，不平等仍可能升級為重要議題。
毫無疑問，所得分配已遠比上個世代不均，最頂端族群收入占比提高，中高階層的收入相對縮水。低技術勞工，尤其是那些如果出生在上個世代就會從事勞力工作的男性，所得更是一落千丈。
這些問題在今年大選年將是經濟辯論的焦點之一。革新主義者認為不平等擴大危及美國政治與經濟制度的合法性，而且在市場正在產生更多不平等的此時，把稅收負擔從所得最高者轉給中產階級，並不恰當。他們認同蘋果創辦人賈伯斯等日進斗金的創新者提供消費者極大價值，對美國乃至全球經濟有巨大貢獻，但也深信許多其他財富背後的活動，尤其是金融活動所產生的社會價值較不明顯。
保守派則認為，在這個萬事萬物變動加劇的世界，高稅率比以往更可能導致企業和工作外移，他們凸顯創業精神在推動經濟成長上扮演的核心角色，強調大多數新創事業以失敗收場，因此成功者的報酬必然要非常大，創業精神才會蓬勃發展。他們對「如此驚人的成功必有問題」的說法嗤之以鼻，擔心為消弭不平等而採取的政策措施將有不當的副作用。
不幸的，兩邊的論點都有龐大的支持勢力。我贊成採取行動讓稅制更進步，但實情是不平等依然嚴重，而且可能繼續惡化，即使有許多方法能加重高所得者的負擔並重新分配所得。許多措施值得推行，例如允許勞工在不會被報復的情況下組織工會，或加強股東在制定主管薪酬上扮演的角色，但這些措施不太可能阻止不平等擴大的趨勢。
由不平等疑慮驅動的全球政策措施令人振奮不起來。在經濟巨變之際不應無作為，或許關注的重點應由所得的不平等轉為機會的不平等，因為各界對所得不平等的立場嚴重分歧，且這方面能做的有限。應該沒有人會不贊同機會均等的渴望，或看不出當今世界機會不均等的情況已非常嚴重。
照理說，非出生於頂端1%的孩子之後晉身為前1%的人數，應相當於生於前1%但後來落於前1%之外的人數，因此促進機會均等的計畫必須提升非富裕家庭孩子的機會，同時消除富人子弟享有的部分優勢。
提升機會最重要的一步是加強公眾教育。過去10年我們著重於確保有教無類，我們應繼續貫徹此一理念，但若要確保每個人都有取得非凡成就的機會，我們也必須確保每個在公共體系的孩子都能盡情學習和揮灑天份。這意味必須以學生成績以外的標準評斷學校。過去40年，聯邦政府鼓勵與支持的一流大學，在招募和支持少數族裔學生上付出很多努力，這方面的努力不該中斷。
但事實擺在眼前，入學考試成績優異的少數族裔學生，會比相同條件的低收入戶學生，更可能申請到一流大學，是時候要求這些學校從長久以來的種族多元性，轉而專注於經濟多元性了。
至於如何減少父母行使特權的情況？特權父母想幫助孩子的心情古今皆然，我認為沒理由在貧富差距擴大的此時調降房地產稅，也應該改變只為富人減稅的稅務規劃。
（作者Lawrence Summers為前美國財政部長，現任哈佛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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