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新的就業報告十分糟糕，致使人們紛紛呼籲美聯儲(Fed)拿出更多的財政刺激行動。與此同時，商界領導人們也紛紛要求明確長期政策，並強調恢復增長的必要性。喬治•布什研究所(George W. Bush Institute)最近開展了一個引人註目的項目，針對商界領導人們所強調的問題，提出了“4%解決方案”。對於美國來說，4%的長期增長率有點雄心勃勃，但相關討論提供了正確的政策路線圖。
之所以說是正確的，是因為美國面臨著增長的結構性障礙。這些障礙就像人體的贅肉一樣。當我們行走在平坦的路面上時，這些贅肉似乎不會使我們的速度減緩多少，但當我們上樓或者爬坡時，就是一種沉重的負擔。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沒能進行結構性調整，這使得經濟受到的創傷變得更加嚴重。結構性問題不能歸咎於某一任總統，但評價政策日程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它是否意識到並著手緩解這些問題。
以增長為重點的政策日程由很多部分構成，但兩個財政政策上的問題尤其重要：穩定財政秩序，改革稅收制度。目前美國財政處於一種不可持續的軌道上，預計未來幾年，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率將上升到二戰時期的水平。過重並且還在不斷增加的債務負擔是增長中的一個結構性障礙。它使得未來稅收負擔預期增加，從而會打消投資積極性、抑制生產率提高。最近對這些不利影響的評估表明，美國債務與GDP比率所處的水平，在未來十年內會導致預期增長率平均每年下降0.5個百分點。如何降低債務也很重要。哈佛大學(Harvard)的阿爾貝托·阿萊西納(Alberto Alesina)等人最近的研究結果強調，減少轉移支付比增稅更有可能帶來長期性的債務降低，並為經濟增長提供支持。
短期來看，逐步的財政整固可能具有刺激效應。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經濟學家的研究結論是，在十年之內將聯邦支出與GDP之比降低至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可以在短期和長期提高GDP。這一結果表明，未來稅率會降低，較低的利率會促進投資和凈出口。
美國的稅收規則挫敗了人們在工作與創業、儲蓄與投資方面的積極性，並扭曲了資本分配。廣泛的稅收改革會為促進增長提供最好的機會。我所說的改革是指降低工作、投資、儲蓄方面的邊際稅率，並減少對特定行業和資產的稅收優惠。由於資本具有高度流動性，美國較高的稅率打擊了本國和外國公司在美國的投資（進而阻礙了創造就業），表明關於稅收改革對增長影響的經濟預期可能是保守的。
華盛頓的很多人認為，把重點放在長期是錯誤的，我們應該註重近期的“刺激”，以後再應對長期問題。盡管有強大的理由支持在這場危機爆發之初就進行政策介入，但“刺激第一”的做法值得商榷，原因有三點：
第一，沒能解決導致危機的結構性問題（比如，不利於商業投資的稅收規定，以及資本向房地產業的不當配置）。第二，在降低長期債務和稅收改革方面取得的進步，可以給政策制定者一定的空間，來實施更為大膽的短期財政政策以支持增長。第三，應對危機的臨時措施增加了政策的不確定性，削弱了復蘇勢頭。
我們不能低估兩方面的成本：一是企業由於無法預測政策軌跡而推遲投資和創造就業；二是消費者面對政策的不確定性而推遲大額採購。企業和家庭都知道結構性問題必須解決。但怎麽解決？什麽時候解決？
一些經濟學家估計，政策不確定性可能給去年的GDP帶來了1.4%的降幅。他們給出的數據顯示，如果這種政策上的不確定性回到危機之前的狀態，可能會在18個月之後增加230萬個就業崗位。
經濟增長日程為選民提供了一個給政策打分的計分板：某種政策平臺是否會促進財政鞏固和稅收改革？是否會促進清晰政策道路的形成、將不確定性最小化？就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州長而言，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而就奧巴馬(Obama)總統而言則都是否定的。
本文作者是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Columbia Business School)院長，曾擔任喬治•布什時期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現為米特•羅姆尼的顧問。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