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行的人們

我以前曾經說過，古代中國走得比較遠的有四種人，一是商人，二是軍人，三是僧人，四是詩人。
細說起來，這四種人走路的距離還是不一樣。絲綢之路上的商人走得遠一點，而軍人卻走得不太遠，因為中國歷代皇帝都不喜歡萬里遠征。
那麼僧人與詩人呢？詩人，首先是那些邊塞詩人，也包括像李白這樣腳頭特別散的大詩人，一生走的路倒確實不少，但要他們當真翻越塔克拉瑪干沙漠和帕米爾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這種願望，也沒有足夠的意志、毅力和體能。詩人往往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絕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潰。至於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麼萬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艱辛大多逃之夭夭，然後又轉過身來在行路者背後指指點點。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僧人就不一樣了。宗教理念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能量，他們中的優秀分子，為了獲取精神上的經典，有可能走出驚天地、泣鬼神的腳步。
我們這一路走來，曾在埃及的紅海邊想像古代中國商人有可能抵達的極限，而在巴比倫和波斯古道，則已經可以判斷他們千年之前的腳印。
千年之前，當其他古文明的馬蹄揮灑萬里的時候，中華文化還十分內向。終於有兩個僧人走出，要用中國文字來吸納域外的智慧。
我們與他們在犍陀羅逆向遭遇，但接下來，卻不再逆向，而是要追隨他們去考察印度，即他們所說的佛教聖地天竺了。
在塔克西拉的山坡上我一直在想，法顯和玄奘經歷千辛萬苦來到這裏，實際上是插入了別國的歷史。那麼，是插入了人家的哪一段歷史呢？
法顯是五世紀初年到達的，離釋迦牟尼創立佛教已有九百年，離阿育王護法也有六百多年，已經進入大乘佛教時代的中段。大乘佛教經三百多年前的馬鳴和一百多年前的龍樹的整理闡揚，在理論上已蔚為大觀，在社會上則盛極一時。法顯在我現在站立的地方向西不遠處，當時叫弗樓沙的所在（今天的白沙瓦）曾見到過壯麗的「迦膩色迦大塔」，歎為觀止。而當時，這樣的大塔比比皆是。這也就是說，他來對了時候。
玄奘來的時候，已是大乘佛教時代的後期。他比二百多年前的法顯幸運的是，遇到了古代印度史上最後一位偉大的君主戒日王。戒日王正在重振大乘佛教，對玄奘也優禮有加。那麼，玄奘來得也正是時候。在戒日王之後，佛教衰微，以後就進入了密教時代。
他們都在歷史的輝煌期到達，不能不關注輝煌的來源和去處。因此他們實際取到的東西，要比帶回來的典籍多得多。
人生太短促，要充分理解一種文明已經時間不夠，更何況是多種文明。因此，應該抓緊時間多走一些路。法顯、玄奘在前，是一種永遠的燭照。
我們，無非也就是在追摹他們罷了。

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