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7/2012

劉勝軍:與林毅夫商榷 中國未來高增長靠什麼?

當今最受爭議的經濟學家是誰?這一頭銜非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莫屬。雖然已經去世60多年,但凱恩斯卻早已預見到了自己的影響力。他曾經說道,“……許多自以為不受任何理論影響的實踐家,卻往往是某個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在新一輪圍繞凱恩斯主義的爭論中,林毅夫成為了漩渦的中心。

林毅夫可謂國內“能見度”最高的經濟學家之一。這既源於他師從諾貝爾獎得主舒爾茨、創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學術生涯,更源於他成為首位擔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的華人這一光環效應。

6月從世行卸任歸來的林毅夫首次亮相,就拋出了引發學術界巨大爭議的論點。根據媒體報道,林毅夫認為,未來20年,中國仍有潛力實現每年8%左右的經濟增長。

“林毅夫命題”之所以引發爭議,蓋有兩點原因。第一,過去30年保持了年均9%以上增速的中國經濟,如今已經遇到成長的瓶頸,資源壓力日增,環境與腐敗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原有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吳敬璉先生更警告說,“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矛盾已經幾乎到了臨界點”。誠然,中央意識到了經濟轉型的迫切性,但轉型的挑戰之艱巨可想而知。一些中國經濟前景悲觀論又重出江湖。在這樣的背景下,林毅夫“8%、20年”的論點可謂石破天驚。雖然林毅夫表示自己指的是“潛力”而非對增長速度的預測,但依然成為最樂觀的經濟學家。

第二,林毅夫主張更多采用財政政策方式,而非貨幣政策,投資于解決經濟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他把中國政府從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以後開始實行的宏觀調控政策歸納總結為“超越凱恩斯主義”,即強調政府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時,主要是選擇能夠提高生產率的投資項目,用在解決經濟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上。這一政策取向,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體現得淋漓盡致,政府不惜鉅資砸向基礎設施,尤以銜枚急進的高鐵建設為甚,在4萬億投資中高鐵就獨佔1.5萬億。

問題在於,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固然力度大、見效快,但也有兩個難以克服的缺陷。

首先,政府主導的項目難免會出現低效率的問題。市場經濟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要依靠無數個微觀經濟體(企業和個人)的投資決策,他們的決策之所以比政府更有效率,一是因為他們的分散決策對價格信號反應更為靈敏,一是他們的逐利動機決定了必須進行有效的成本收益分析。計劃經濟的失敗,證明了以市場來配置資源的重要性。相比之下,官員並不那麼關心投資回報率。最近成思危援引地方政府官員說法稱,“09年,地方政府逼企業向銀行貸款,於是企業就是大幅舉債,有錢不借是傻子,借錢偏少也是傻子,借了錢還想著還更是傻子。”

其次,政府主導的投資,通常會與腐敗如影隨形,基建項目因為投資大、尋租易的特點,更是成為令人垂涎的“唐僧肉”。從鐵道部長劉志軍隕落,到河南連續四任交通廳長落馬,再到湖南交通廳一年內四位廳級領導出事,都生動地揭示出政府投資項目背後驚人的“腐敗成本”。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政府快速推出4萬億財政刺激計劃,實現了經濟觸底後的迅速回升。但是這一計劃也產生了明顯的“負作用”:信貸投放失控,通脹迅速抬頭;地方政府債務逼近危險水準;在流動性的推動下,房價再度猛升。面對這些問題,中央被迫再度急剎車:銀監會開始對地方平臺債進行整頓;央行連續12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最終引爆溫州和鄂爾多斯[8.40 3.07% 股吧 研報]等地的高利貸;政府不惜以包括限購令在內的行政性措施打壓房地產。結果,由於幾個主要的投資引擎同時熄火,經濟增長勢頭難以維繫,從2011年第四季度起GDP增速一路下行至今,甚至引發硬著陸的擔憂。

4萬億刺激計劃也引發了經濟學家的分歧。在剛剛閉幕的2012夏季達沃斯論壇,中國總理溫家寶專門回應說,“08年金融危機爆發中國實施一攬子計劃,率先實現經濟回升。對一攬子計劃,有人不顧事實歪曲和指責,甚至認為是不必要代價。我想鄭重說明,正因為當時的果斷決策和科學應對,我們才避免了企業倒閉工人失業農民返鄉,保持了發展好勢頭,維護了社會穩定,防止了現代化進程出現大的波折。”

筆者以為,說句公道話,面對金融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巨大衝擊波,四萬億或許是必要的,但問題在於未能預料到地方政府在四萬億掩護下搞出了十幾萬億,最終接近二十萬億的刺激導致了經濟過熱,此後不得已的降溫措施又導致了眼下的經濟大滑坡。因此,地方政府才是真正的“麻煩製造者”(trouble maker)。

回到正題。筆者認為,林毅夫“8%、20年”的潛力論,從理論上當然有可能實現,但林毅夫開出的藥方卻是不可靠的。

首先,過去30年,“政府主導+基礎設施投資”的模式,為中國經濟奇跡做出了貢獻。但是,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現在,中國的基礎設施已經不再是發展的瓶頸,在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了過剩或超前現象。需要警惕的是,眼下地方融資平臺的還款能力,靠的是土地出讓金收入,而非項目本身的投資回報。

其次,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是目前社會收入分配嚴重失衡的重要原因。過去十年,政府財政收入增速遠超GDP增速,央企壟斷更加突出,證監會、發改委一些重要的審批權甚至得到強化。在官員自利動機的本能驅使下,政府對微觀經濟的干預不斷加深,政府已經成為“閒不住的手”,一些地方政府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公司化”。在這樣的模式下,尋租行為成為常態,尋租成為企業賺錢的“快捷鍵”。根據王小魯的研究,中國2008年的灰色收入就高達5.4萬億,佔GDP的17%左右。迅速拉大的收入差距,已經威脅到了社會穩定。溫家寶在演講中曾引用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的一段話:“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麼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註定要威脅社會穩定。”

再次,過去30年的中國奇跡,固然離不開強勢政府所創造的穩定環境,但其真正的、根本的動力還是市場經濟的活力,是民營企業追逐利潤所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帶來的全球化紅利。將政府主導投資理解為中國經濟奇跡的主因,無疑是對中國經濟的誤讀和誤導。

因此,要延續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奇跡,唯有依靠改革進一步解除市場經濟發展的制度性障礙,釋放企業的活力和創造力,包括:消除土地、環境、勞動力、資金等生產要素的價格扭曲;打破央企壟斷,消除事實上的所有制歧視,確保公平競爭;變現國有資產,用以彌補社會保障體系的巨大欠賬;取消審批權,“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建設“小政府、大社會”,大幅度減稅,為企業和個人減負;政府退出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致力於維護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安心做“看不見的手”;實現司法獨立,建設法治的市場經濟。

唯有如此,中國企業才有可能從製造走向創造,建設創新型社會才有可能,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驚險一跳”才有可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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