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最受爭議的經濟學家是誰？這一頭銜非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莫屬。雖然已經去世60多年，但凱恩斯卻早已預見到了自己的影響力。他曾經說道，“……許多自以為不受任何理論影響的實踐家，卻往往是某個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在新一輪圍繞凱恩斯主義的爭論中，林毅夫成為了漩渦的中心。
林毅夫可謂國內“能見度”最高的經濟學家之一。這既源於他師從諾貝爾獎得主舒爾茨、創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學術生涯，更源於他成為首位擔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的華人這一光環效應。
6月從世行卸任歸來的林毅夫首次亮相，就拋出了引發學術界巨大爭議的論點。根據媒體報道，林毅夫認為，未來20年，中國仍有潛力實現每年8%左右的經濟增長。
“林毅夫命題”之所以引發爭議，蓋有兩點原因。第一，過去30年保持了年均9%以上增速的中國經濟，如今已經遇到成長的瓶頸，資源壓力日增，環境與腐敗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原有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吳敬璉先生更警告說，“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矛盾已經幾乎到了臨界點”。誠然，中央意識到了經濟轉型的迫切性，但轉型的挑戰之艱巨可想而知。一些中國經濟前景悲觀論又重出江湖。在這樣的背景下，林毅夫“8%、20年”的論點可謂石破天驚。雖然林毅夫表示自己指的是“潛力”而非對增長速度的預測，但依然成為最樂觀的經濟學家。
第二，林毅夫主張更多采用財政政策方式，而非貨幣政策，投資于解決經濟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他把中國政府從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以後開始實行的宏觀調控政策歸納總結為“超越凱恩斯主義”，即強調政府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時，主要是選擇能夠提高生產率的投資項目，用在解決經濟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上。這一政策取向，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體現得淋漓盡致，政府不惜鉅資砸向基礎設施，尤以銜枚急進的高鐵建設為甚，在4萬億投資中高鐵就獨佔1.5萬億。
問題在於，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固然力度大、見效快，但也有兩個難以克服的缺陷。
首先，政府主導的項目難免會出現低效率的問題。市場經濟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要依靠無數個微觀經濟體(企業和個人)的投資決策，他們的決策之所以比政府更有效率，一是因為他們的分散決策對價格信號反應更為靈敏，一是他們的逐利動機決定了必須進行有效的成本收益分析。計劃經濟的失敗，證明了以市場來配置資源的重要性。相比之下，官員並不那麼關心投資回報率。最近成思危援引地方政府官員說法稱，“09年，地方政府逼企業向銀行貸款，於是企業就是大幅舉債，有錢不借是傻子，借錢偏少也是傻子，借了錢還想著還更是傻子。”
其次，政府主導的投資，通常會與腐敗如影隨形，基建項目因為投資大、尋租易的特點，更是成為令人垂涎的“唐僧肉”。從鐵道部長劉志軍隕落，到河南連續四任交通廳長落馬，再到湖南交通廳一年內四位廳級領導出事，都生動地揭示出政府投資項目背後驚人的“腐敗成本”。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政府快速推出4萬億財政刺激計劃，實現了經濟觸底後的迅速回升。但是這一計劃也產生了明顯的“負作用”：信貸投放失控，通脹迅速抬頭；地方政府債務逼近危險水準；在流動性的推動下，房價再度猛升。面對這些問題，中央被迫再度急剎車：銀監會開始對地方平臺債進行整頓；央行連續12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最終引爆溫州和鄂爾多斯[8.40 3.07% 股吧 研報]等地的高利貸；政府不惜以包括限購令在內的行政性措施打壓房地產。結果，由於幾個主要的投資引擎同時熄火，經濟增長勢頭難以維繫，從2011年第四季度起GDP增速一路下行至今，甚至引發硬著陸的擔憂。
4萬億刺激計劃也引發了經濟學家的分歧。在剛剛閉幕的2012夏季達沃斯論壇，中國總理溫家寶專門回應說，“08年金融危機爆發中國實施一攬子計劃，率先實現經濟回升。對一攬子計劃，有人不顧事實歪曲和指責，甚至認為是不必要代價。我想鄭重說明，正因為當時的果斷決策和科學應對，我們才避免了企業倒閉工人失業農民返鄉，保持了發展好勢頭，維護了社會穩定，防止了現代化進程出現大的波折。”
筆者以為，說句公道話，面對金融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巨大衝擊波，四萬億或許是必要的，但問題在於未能預料到地方政府在四萬億掩護下搞出了十幾萬億，最終接近二十萬億的刺激導致了經濟過熱，此後不得已的降溫措施又導致了眼下的經濟大滑坡。因此，地方政府才是真正的“麻煩製造者”(trouble maker)。
回到正題。筆者認為，林毅夫“8%、20年”的潛力論，從理論上當然有可能實現，但林毅夫開出的藥方卻是不可靠的。
首先，過去30年，“政府主導＋基礎設施投資”的模式，為中國經濟奇跡做出了貢獻。但是，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現在，中國的基礎設施已經不再是發展的瓶頸，在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了過剩或超前現象。需要警惕的是，眼下地方融資平臺的還款能力，靠的是土地出讓金收入，而非項目本身的投資回報。
其次，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是目前社會收入分配嚴重失衡的重要原因。過去十年，政府財政收入增速遠超GDP增速，央企壟斷更加突出，證監會、發改委一些重要的審批權甚至得到強化。在官員自利動機的本能驅使下，政府對微觀經濟的干預不斷加深，政府已經成為“閒不住的手”，一些地方政府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公司化”。在這樣的模式下，尋租行為成為常態，尋租成為企業賺錢的“快捷鍵”。根據王小魯的研究，中國2008年的灰色收入就高達5.4萬億，佔GDP的17%左右。迅速拉大的收入差距，已經威脅到了社會穩定。溫家寶在演講中曾引用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的一段話：“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麼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註定要威脅社會穩定。”
再次，過去30年的中國奇跡，固然離不開強勢政府所創造的穩定環境，但其真正的、根本的動力還是市場經濟的活力，是民營企業追逐利潤所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帶來的全球化紅利。將政府主導投資理解為中國經濟奇跡的主因，無疑是對中國經濟的誤讀和誤導。
因此，要延續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奇跡，唯有依靠改革進一步解除市場經濟發展的制度性障礙，釋放企業的活力和創造力，包括：消除土地、環境、勞動力、資金等生產要素的價格扭曲；打破央企壟斷，消除事實上的所有制歧視，確保公平競爭；變現國有資產，用以彌補社會保障體系的巨大欠賬；取消審批權，“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建設“小政府、大社會”，大幅度減稅，為企業和個人減負；政府退出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致力於維護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安心做“看不見的手”；實現司法獨立，建設法治的市場經濟。
唯有如此，中國企業才有可能從製造走向創造，建設創新型社會才有可能，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驚險一跳”才有可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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