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1887年，一位特立獨行的美國百萬富翁創辦了《紐約先驅報》(The New York Herald) 歐洲版，即 《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的前身。兩年後，魯迪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英國作家——譯註）在香港與一些英國商人共進晚餐。剛剛被法國折辱過的中國帝國統治者，不情願地在其廣袤領土上開始了現代化進程。而一直都因中國固執的閉關鎖國政策而惱火的英國商人，紛紛被新的投資及獲利機會所吸引。
但是，吉卜林卻擔心，這些竭盡所能，“把鐵路、電車軌道等種種西方刺激物強加給這個偉大的帝國”的人們，可能被嚴重誤導了。他想知道，“有一天，當中國真的睡醒了，修建了一條從上海到拉薩的鐵路，控制着她自己的兵工廠和武器庫，那時會發生什麼？”
在吉卜林所害怕的那個未來里，亞洲採用了西方國家那些刺激措施，東方即將與西方並駕齊驅，他覺得這非常危險。而如今，這一切卻是我們面前的現實：在一段經濟高度全球化時期之後，中國突然崛起；亞洲政治經濟關係正在重新洗牌；而且這兩點將會決定今後125年的走向。這就像之前的125年是由西方政治、經濟、文化模式在全球的傳播所決定的一樣。
但是在19世紀80年代末，東方的崛起與西方的相對衰敗卻還只是一個非常遙遠的前景。那時，歐洲人衝出了小小的歐洲大陸，在工業資本主義的推動下，正在進行前所未有的全球擴張。
亞洲各國主要是農耕社會。這些國家的大多數已被征服。而爭奪非洲的活動才剛剛開始，甚至晚一些才開始帝國擴張的德國，隨後也會加入這場爭奪。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美國將完成其內部擴張，也會開始在國際上尋求市場及領土。而吉卜林的作品在那時出現，教導美國人，讓他們去分擔其他國家白人的重擔，把文明帶給亞洲人和非洲人。
白人的這種設想也並非沒有理由。法國大革命和啟蒙運動帶來的政治及哲學領域的突破，再加上工業革命，催生了一種關於人類可能性的全新觀念。而在此之前，在歐洲、亞洲、非洲的農耕社會裡，人們滿腦子宗教思想，社會靠自治小聚落組成，人們不知道、或是沒有印證過這種觀念。
幾百年來，人們一直認為，踐行宗教美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然而，新的好生活的核心觀念卻是，人是自己的主人：擺脫了以往對行會及教會的義務之類，人開始追求個人利益。而且，從那時起，持續不斷的技術創新、商業擴張及民族國家的政治體系，都助長了這一追求。
從19世紀初到19世紀末， 互相爭鬥的歐洲各國把這個新觀念帶到了亞洲和非洲。歐洲人很容易就打敗了裝備簡陋的當地人，似乎證實了這個新觀念的正確性。所以，在1901年，當擴張主義如日中天時，自信地宣稱“普天下皆是商業世界”的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美國第28任總統——譯註）能說出這樣的話：“東方要被打開，被改變，還要對其施加西方的標準。”
在東方，許多人已經注意到了這種意圖。1903年，美國通過陰謀詭計，控制了巴拿馬運河航線。那一年，中國最重要的現代知識分子梁啟超（梁啟超對毛澤東也有早期影響）訪問美國。他總結道，中國必須迅速建設工業及軍事基礎，才能生存。
這意味着，首先得把這些遼闊帝國鬆散的人民組織好，把他們變成民族國家的公民，使他們擁有一致的身份和目標。這個向西方學習，以壯大自己的過程，大規模地對傳統進行了重塑，這點不容小覷。
梁啟超等許多亞洲知識分子及活動家都相信，西方之所以強大，是因為他們擁有基督教這種清晰的信仰體系。結果，在19世紀末，亞洲各國信奉的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開始尋求一種鋒芒畢露的政治身份。
然而，真正推動亞洲作出努力的事件，發生在1905年。在劃時代的對馬海戰(Battle of Tsushima)中，日本出人意料的打敗了俄國。日本是被美國的堅船利炮所震懾，才結束了與世隔絕的狀態，該國迅速實現了現代化，變成了一個工業化的民族國家，以至於威脅到了歐洲帝國在亞洲的勢力擴張。
亞洲思想家及領導人——從土耳其的凱末爾（Ataturk，土耳其國父——譯註），印度的甘地(Gandhi)到中國的孫中山——都從此事看出，曾被西方欺辱的亞洲國家如何能夠變得足夠強大，強大到能夠使用並抵制“西方標準”。
在接下來的20年里，西方各國在一戰中同室操戈，這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亞洲各國的猛烈政治運動，包括土耳其的軍事現代化，印度和埃及的非暴力民族主義政黨活動，中國、爪哇和越南的共產主義革命。
對於許多亞洲人來說，共產主義似乎是一種以夷制夷的方法。斯大林和毛澤東所引發的災難表明，這種意識形態雖然看起來是反資本主義的，但是卻沒有背離追求無窮無盡的增長及充裕性的西方觀點。這種意識形態帶來了一幅迅速實現工業化的繁複藍圖，途徑是通過系統地掠奪自然資源。
作為20世紀的最重大的事件，反殖民主義運動並沒有在根本上改變落後國家試圖追趕西方國家的格局。反殖民運動初期的失敗，特別是在穆斯林世界，使許多國家陷入幾近永久性的政治動蕩。而大饑荒等災難險些破壞了中國的根基。
從那以後，世界上出現了各種成功的例子：據說，巴西、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土耳其都“在崛起”；作為一個集體，他們在擠壓西方的政治與經濟勢力。
但是從19世紀開始，源於西方的世界文化就深入了大部分非西方社會。這種文化沒有那麼容易被取代。20世紀後半部分一個特別顯著的特點是，源於美國的消費生活方式在全球盛行。就像亨利·魯斯(Henry Luce)在他的經典散文《美國世紀》(American Century)中指出的那樣：“其實，美國爵士樂、好萊塢電影、美國俚語、美國機械及專利產品是僅有的世界上每個地區都認識的事物，不論是桑給巴爾島，還是漢堡”。
這種品味的全球化使得許多地區性文化付出了沉重代價。跟大規模生產的、閃亮的現代商品相比，古老的工藝沒有勝算。甚至就連一些優秀的文學與語言文化竟也因為英語佔據了主導地位，而面臨消亡。
但即使如此， 大多數亞洲文化並沒有為了飄渺的現代化而停止反抗，或拋棄傳統，就像土耳其和中國一樣。又如，在印度，積極主動的後殖民時期政府就幫助重現和振興了很多本土的舞蹈、音樂和手工藝。
全球化和大規模移民皆有助於釋放新形式的交融和文化傳播。好萊塢的文化侵略可能對法國有效，卻在印度潛入泥沼，因為該國出品的本土電影迎合了大量海外移民和國內觀眾的喜好。同樣，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日本漫畫、台灣流行音樂和土耳其肥皂劇都在世界大部分地區形成了自己勢力範圍。
世界宗教也在高人口流動性和大眾傳媒的時代發生了轉變。在歐洲和美國的城市地區，電視佈道者向當地脫離了傳統宗教權威慰藉的穆斯林教徒說教佈道，從而實現了伊斯蘭教教徒的自主化。基督教在歐洲快速衰落，但在富於進取的中國人和拉美人當中則釋放出了新的生機。
但全球文化的多樣性也不能掩蓋幾乎所有國家在經濟道路上的基本統一性（除了像朝鮮和古巴這樣的非正常國家）。這一經濟模式首先在19世紀出現在工業化進程中的歐洲——從農村那種滿足糊口即可的生活到城市職業化生活方式的巨大轉變，以及消費者導向的經濟發展——現在卻在世界上最不可能的角落裡得到無限複製。
在表面看來，這像是世界財富姍姍來遲的重新分配。在世界的礦石開採企業和貿易商發現蒙古的商機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最近在烏蘭巴托新開了一家分店。這些商家已經讓安哥拉的酒店成為了世上最昂貴的酒店，他們還覬覦着飽受戰爭蹂躪的阿富汗所擁有的地下寶藏，包括石油、黃金、鐵礦石、銅和鋰等。
但當我們還在消化關於極地冰川快速融化、美國大旱、印度季風雨量不足和各處天氣反常之類的意外新聞時，我們只能瞠目結舌地看着為幾十億人口帶來優質生活的狂妄計劃，而目前只有數億歐美人民才享有這樣的生活質量。
毫無疑問，這樣的計劃只會以失敗告終，其在政治、經濟和環境方面產生的負面影響將會伴隨這接下來的幾十年。
在中國，史上最大規模的從農村地區到城市地區的遷徙浪潮才剛剛開始。2010年8月，北京城外的一條道路的交通擁堵長達100公里，並持續了11天，這為中國的新城市描繪出了令人擔憂的前景。到2020年，中國的新城市有可能會增加3.5億人，這個數字超過了美國的人口總數。中國現在是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該國需要在2025年之前修建50億平方米的道路才能避免讓現有道路成為巨大的停車場。
北美地區的能源熱或許會降低美國對中東石油那具有政治災難性的依賴。但現在該輪到中國對外國能源產生依賴，這一發展趨勢已經引起了中國和其鄰國之間的衝突。
“新興”國家還需要應對嚴重的國內挑戰。在中國，每年數萬起的抗議活動證明人民越來越難以容忍不平等和腐敗。雖然升級到“金磚四國(BRIC)”的行列，南非正在應對國內工人階級的武裝反抗。在印度中部，居住在森林中的部落居民發起了武裝暴亂，以抵抗礦業公司對其土地的掠奪。
在伊朗，幾百萬人被迫遷離其農村居所，而由此引發的怒火和怨恨在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中爆發了出來。在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地區，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政權失敗的現代化運動，致使伊斯蘭政黨活動復燃，而伊斯蘭武裝分子也在待時而動。
亞洲經濟增長的最大受益者們似乎並不十分滿意。最近，南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進行了一項調查，接受調查者絕大多數是中國城鎮居民，調查“並未證明他們的生活滿意度明顯上升”，儘管從1990年到2010年，中國的繁榮程度及消費量增加了3倍。
當然，亞洲許多最偉大的思想家及領導者都曾預見到了這一切。1920年，中國哲學家張君勱曾談及這些面對西方刺激因素的亞洲人。他指出，亞洲人的傳統原則是“順其自然，而非西方的銳意進取；精神滿足，而非力求物質優勢；自給自足的農耕主義，而非逐利的商業主義；推崇道德感化的友愛與諒解，而非種族隔離政策。以農業立國者，雖乏工業技巧，卻也無物質需求；所以，儘管國家歷史悠久，卻能一直在清貧中保持公正，於匱乏中維持和平。但從今以後，這樣的國家將何去何從？”
吉卜林在1889年看到的那些，張君勱也看得很清楚。他知道西方強國是如何將收入、資源及機會集中到一小部分人身上，並讓大部分人陷入永恆的追趕之中。他寫道，“今日世界，誰強誰弱，誰能適應，誰卻不合時宜，這一切都非常清楚。”
張君勱並不認可吉卜林的擔憂，他認為東方永遠難以在物質層面與西方並駕齊驅。他預測道，“在將來盛行的，可能是繁榮卻不公平，富裕卻不和平。”
在今日全球日益加深的政治經濟危機中，張君勱所言“可能”聽起來過於天真。在他所害怕的那個未來里，東方沒有成功地把自己變成西方的樣子，而這卻已是我們眼前的事實，也使得未來125年的前景似乎發人深省。
潘卡伊·米什拉(Pankaj Mishra)是印度小說家、散文家。米什拉經常為《衛報》(The Guardian)、《紐約客》(The New Yorker)、《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撰稿，並著有多部書籍，包括最近的《帝國的廢墟：對西方的抵抗及亞洲的重生》(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of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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