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大致已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國的理論經濟學從整體上也基本上完成了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向現代經濟學的轉變。已轉型的中國經濟學，正在出現兩個基本的特征化事實：一方面，經濟學的分析越來越實証化和模型化；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中國經濟學家變成了“媒體經濟學家”，或者說變成了宏觀經濟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場操作中的一種印度人所常說的“古魯（Guru）”（印度教和錫克教中有影響和權威的“精神導師”）。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經濟學的這種理論轉型，是否完全符合當今中國經濟運行和未來社會轉型的基本要求？
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反思和討論一下經濟學的性質與任務。從經濟思想史上來看，在亞當﹒斯密那裡，經濟學原來是告訴“君主”（the sovereign）和世人一個國家應採取什麼樣的制度安排才能國強民富的一門學問，因而實際上含有“經濟之道”的意思，即“經邦濟世”、“經世濟民”之學。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公理化、精細化和科學化了，但是否有些背離了經濟學的這一原來宗旨？這一點中國的經濟學人有沒有意識到？有沒有警惕？
在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和接著而來的世界性經濟衰退之後，凱恩斯主義在世界各國大行其道，政府幹預市場運行的做法非常普遍且日益盛行。在中國，則發生著政府財稅收入高速增長、國有部門掌控的財力和資本急劇膨脹的“國進民退”。中國的經濟學人意識沒意識到這種政府幹預和調控市場越來越頻繁、管得越來越寬泛且越來越強化的問題的嚴重性？這將帶來一些什麼樣的經濟社會後果和長期問題？在一個獨特的“中國模式”漸進成型且不斷自我強化的格局中，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前景如何？當下中國經濟學人應該反思一下自己“天職”（calling）和社會責任。
在談到經濟學的性質和經濟學家的天職時，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諾獎得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曾對亞當﹒斯密的經濟學提出過不少批評意見，並帶著幾分諷喻的口吻說斯密是一個市場經濟的“Preacher”（傳道人，說教者），而他自己則主張用理性經濟人的理論程式來研究現實經濟運行中的“可實証”問題。
在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實証主義方法成為風靡當代西方各國的“主流經濟學”後，盡管有弗裡德曼（Milton Freedman）的《資本主義與自由》等之類的“preaching”，與古典經濟學相比，當代經濟學確實發生了一些根本性的轉變：除了一些理論經濟學家越來越進入抽象的數學建模和抽象推理外，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越來越變成了“古魯”（按照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經濟學家Geoffrey Brennan 的說法，an Guru economist是指那些“the economist public intellectual, who appears regularly in the press or on television，or who runs a blog，and whose self-proclaimed mission is to “inform” ordinary mortals about the policy issue of the day”）。
同樣，隨著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的深入，尤其是隨著中國經濟快速進入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國經濟學家們也開始“古魯化”了。但是，中國的“古魯經濟學家們”要意識到，西方的經濟學家在談論自己國家的宏觀、微觀、金融市場和政府政策等經濟問題時，他們國家的制度環境和政制安排是成熟的且法治化的，政府只是經濟運行的一個指揮者，而不是參與者。換句話說，西方國家的政治機制與市場機制是基本上分離著的，二者有著明確的由憲法性法律、各種行政法規所劃定的“制度界限”。而在中國則是完全是一幅不同的圖景，政府不但統御和指揮著經濟運行，而且各級和各地政府本身就是市場經濟的一個最大參與者。在市場經濟的制度環境方面，一方面，調規著中國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還不健全，一些即使已經制定出來的法律、法規也還不怎麼工作；另一方面，一個征稅權和征稅實踐幾乎不受任何制約的政府既積累了大量政府財政稅收，又在金融資產、土地和實物資產方面迅速擴張和價值增殖，且不斷強化著自身統御經濟社會的能力，而且，財政支出和其它行政自由裁量權也還不怎麼受到民眾的實質性約束。在此格局中，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常用的一些宏觀經濟調控工具，在當今中國社會內部工作的方向、機制以及效果也不盡相同。因而常常顯得更強、更有實效，且常常會造成更大的經濟波動。可以認為，盡管從形式看中國政府所用一些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與西方發達國家非常類似，但實質上卻不是一回事。這種獨特的轉型體制格局和制度安排，已給中國經濟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包括房地產價格、物價和股市的劇烈波動等等。
面臨當今中國社會一些挑戰和問題，中國經濟學人面臨著雙重的理論使命：一方面，要像亞當﹒斯密那樣繼續弘揚自由市場經濟理念，讓人們認識並確信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為止所能發現的最為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另一方面，要運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和工具，紮實地研究和分析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的現實經濟問題，並著重探究現代良序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和必備制度條件，以期從“解釋世界”的研究中合力促動市場經濟成長與演化。
當然，既然市場經濟來了，既然政府要不時地調控經濟，既然在當下中國體制格局中証券、期貨、外匯甚至商品和勞務市場都會隨著政府調控信息的披露和市場運行數據的發布而波動，“古魯經濟學家”就有市場需求。有需求，就會有供給，這是市場經濟萬變不離其宗的一條法則，在“思想市場”上也是如此。當今中國社會是客觀需要“古魯經濟學家”的，但如果中國的絕大部分經濟學家都變成“古魯”了，那將是中國經濟學的悲哀，也是中國社會的悲哀！如果中國經濟學界不能說話和不敢說話了，或若能說話也只是說些“古魯話”，那中國經濟和社會將來還會不出問題？
（本文作者韋森，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曾在劍橋大學經濟與政治學院和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主要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學術著作主要有：《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經濟學與倫理學》、《經濟學與哲學》、《經濟理論與市場秩序》、《經濟學如詩》、《思辨的經濟學》以及《市場、法治與民主》等。本欄目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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