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
2011年度國家公務員考試（簡稱“國考”）共有140余萬人報考，最終參加考試的人數也高達103萬人。盡管今年參加考試的人數比2009年下降近1萬人，而招考公務員人數比去年增加1000人，但“國考”的考錄比仍高達63.6︰1，其中，國家能源局“能源節約和科技裝備司”一職以4961︰1的考錄比高居熱門職位榜首。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中曾出現過許多“大潮”：先是“下海潮”，繼而是“民工潮”，接著是“考研潮”，近幾年來，又悄然出現了一個“國考潮”。百余萬大軍考“國考”，與“考研”人數不相上下，你說熱不熱？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的“國考潮”，還引發了一個“國考產業鏈”：“國考”輔導材料滿天飛，輔導班在全國各地也超級火爆，大有形成一個“國考輔導新行業”之勢。國考熱，熱到了社會的各個角落，有人從中大發“國考輔導財”，構成了當今中國社會中一道極為亮麗的風景線，也成了經濟學話語中的一種“特征化事實”。
對於具有悠久歷史的“學而優則仕”傳統其優長及可能存在的問題，筆者作為中國政治體制研究的外行實在不敢妄加評論。但是，“國考潮”反映了我們社會怎樣的問題？這一現象能否從經濟學理論上給予一些解釋？實際上，在這個問題上，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教授已經給予過很好的解釋了。
在不久前出版的《市場的邏輯》一書中，張維迎教授從中國市場化過程中所出現的兩種職業選擇（企業家與政府官員）的理論視角對“公務員熱”做了獨到的經濟學理論分析。張維迎認為，“企業家和政府官員都是最具有能力回報遞增特征的職業，因為邊際回報的增加比邊際能力的增加更快，因此，這兩種職業競爭人口是同一群企業家人才”，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社會過程中，如果越來越多的具有企業家才能的人從政府轉向企業，經濟就會快速增長和繁榮；相反，如果“隨著時間的推移，當越來越多企業家才能的人轉向政府，經濟增長就會放慢甚至停滯”。由此，張維迎得出一個看似乖張但實為深刻的結論：“企業家人才在政府與工商業間的配置是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如果不是惟一決定因素的話”。
那麼，又是什麼決定了具有企業家才能的人在這兩種職業之間進行選擇呢？張維迎進一步解釋說，這主要取決於一個社會對私有產權的保護程度──“當私有產權被明確界定並受到保護，政府無法輕易地沒收私有財產而牟利的時候，做企業家就更具吸引力。當政府握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權且經商受到政府管制的嚴重制約，以至於尋租機會大量存在的時候，當官就更具吸引力。如果相對於市場規模政府規模更大，企業家職業就相對缺乏吸引力”。值得注意的是，他還獨具洞識地指出，“當有企業家才能的人掌管政府時，社會可能比普通人掌管政府時情況更糟”。
沿著上述分析理路，張維迎把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社會改革理解為“從基於職位的權利體制（position-based rights）向基於財產的權利體制（property-based rights）的轉型”就順理成章了──“基於財產的權利與基於職位的權利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前者比後者被界定的更明確。基於財產的權利通常由法律和社會規范清晰而惟一地加以界定並受之保護，具有相對嚴格的界限……相比之下，基於職位的權利的定義非常鬆散且具有非排他性，且通常服從於頻繁的行政變更。握有基於職位的權利的人通常具有變更權利的自由裁量權……因此，尋租行為與基於職位的權利是天生的一對”。很顯然，張維迎不僅為理解過去30年中國社會的市場化轉型提供了一種獨到的解釋視角，而且對理解當今中國經濟、社會的格局也提供了一把鑰匙──“在中國，政府不受法律制約。政府官員常常創造新的職位和為尋租而擴張權利邊界，如同在路上設置越來越多的收費站一樣。另外，基於職位的權利在各部門間被頻繁地復制並相互重復，不同部門為了同樣的權利而競爭。所有這些活動都消耗大量資源，並對價值造成巨大破壞”。
我們會進一步發現在當今中國社會一個最令人擔憂的問題：盡管這種依靠職位進行尋租的體制會消耗大量資源，也對價值創造帶來巨大的浪費並造成“租金耗散”，但是這裡面卻有政府規模越來越大、尋租越來越不受實質性制約且政府官員尋租有著“收益遞增”的內在發展邏輯，而且這種內在邏輯在當下正在不斷自我增強而“隱而不彰”。不然，為什麼會在近些年出現這種上百萬人報考萬余政府公務員職位的“國考熱”？為什麼那麼多成百上千的博士、碩士、本科畢業生競相競爭進入只有一個政府公務員職位的“窄門”？這難道不正說明了這種依靠職位進行權利尋租的體制正在自我不斷強化？
一個經歷了30余年市場化改革的中國正在走向何方？我們正在自發地演變和正在自發地型構成一個什麼樣的經濟社會體制？這難道就是我們所要的“中國模式”？
（本文作者韋森，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曾在劍橋大學經濟與政治學院和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主要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學術著作主要有：《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經濟學與倫理學》、《經濟學與哲學》、《經濟理論與市場秩序》、《經濟學如詩》、《思辨的經濟學》以及《市場、法治與民主》等。本欄目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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