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元：把法律學好

隔行通常如隔山，但是有時旁觀者清；在日常生活裡如此，在學術發展上也是如此。
嚴格地說，我對法律條文的了解有限。如果參加司法官考試，肯定應付不了錙銖必計的考試題目。

然而，因緣際會，我對法學稍有心得：在學校裡講授「法律經濟學」這門課，已近20年。在法學的刊物上，發表了不少論述；在「司法官訓練所」，多次應邀擔任課程講座；《熊秉元漫步法律》一書，得到2003年金鼎獎，是當年社會科學類最佳著作。

最近利用學術休假，訪問多所大陸高等院校；在名列前茅的法學院裡，教密集課程或發表演講。面對的碩博士生（和老師），都是層層篩選而出，法學界的菁英。然而，由他們的反應裡，我覺得有點意外。課程結束後的報告裡，很多人表示：好像發現了法學的新大陸；一個月所學所得，比過去7年還多；當公平正義的這塊聖碑轟然倒塌之後，才看到後面被遮住更寬廣的世界！而且，有類似反應的，不只是大陸法學界的學子；在台大的課堂裡，反應也是如此。

為什麼？無論中外，法學有著光榮高貴的傳統；投身於法學的男女老少，無不以捍衛公平正義自我期許。可是，引以為傲的法學思維，一旦面對另一個學科的請益（挑戰），為什麼卻捉襟見肘、窘態畢露呢？

先懂理論再來分析

經過多年來斷斷續續地思索，關於法學教育（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問題，我認為主要有兩點：首先，教學上以「法條」為主，這是課堂討論的起點，也幾乎是唯一的重點。對於法條背後的立法意旨和相關考量，卻往往略而不提。可是，無論哪一種法律，法條只是立法的結果，反映了當時的時空背景。學子們生吞活剝，勉強嚥下甲說乙說等等；可是，知道法律「是什麼」，卻不能體會「為什麼」。這種教學的方式，有點像是「鋸箭法」──只處理部分，而不是整體。其次，對於《民法》、《刑法》等部門法，學子們可以琅琅上口；可是，對於整個法律體系，卻沒有一以貫之的理論。最多，只有一些道德哲學，一些想當然而耳的教條和信念。

這兩點特色是不是缺點，要看其他學習法律的方式如何；最好，讓證據來說話：蒲士納教授（Richard Posner），哈佛大學法學院第一名畢業，芝加哥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聯邦第7區域法院法官；著作等身，是公認的法學界權威。

他在1981年把多篇論文集結成一書，名為《正義的經濟分析》。6、7兩章的章名，提綱挈領地揭櫫了他的方法論：第6章「原始社會的理論」，第7章「原始社會律法的經濟分析」。對於原始初民社會，他先提出一個整體性的架構；而後，再根據這種體會（理論），進一步探討當時的法律。也就是，先有理論，再分析法律。

抽象來看，對於原始社會的各種人類學材料，蒲氏能提出理論架構，正表示他依恃了另一個層次更高的理論。對於人類行為，他的理論能一以貫之：既可以分析當代社會的現象╱法律，也可以分析初民社會的現象╱法律。隨著時空條件的變化，社會現象的樣貌容或不同，本質上都是人類行為的結果；掌握了人類行為的特質，等於是掌握了解讀法律的一把萬能鑰匙。

一言以蔽之，要把法律學好，要經常問「為什麼」；其實，要把其他的學科學好，也要常問「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