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與現實政治

紐約時報

10月11日，瑞典方面宣布中國作家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當天，我在自己主編的《上海商報》評論版上發表了一篇同濟大學文學教授張生的專欄文章。目前正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東亞系做訪問學者的張生也是國內一位頗有名氣的作家，出版過多部長篇小說。他在文章中表達了強烈希望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贏得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立場，並對村上近日就中日釣魚島衝突所發表的“領土爭端劣酒論”表示了讚賞。

說實在的，在當下這種只講你我、不論是非的緊張的輿論空氣之下，我有些擔心文章見報後我們與作者一同被貼上“文化漢奸”的惡毒標籤。在那篇文章里，張生幾乎一邊倒地讚美了村上，而對同為競爭者的中國作家莫言隻字未提。這是不是相當於在“保釣愛國者”們決心誓死“抵制日貨”的時候，我們卻在一邊大聲嚷嚷“日本製造”就是比“中國製造”強？

所幸我的擔心是多餘的。當莫言獲獎的消息當晚傳遍國內後，就我所見，幾無網絡留言為中國文學在萬里之遙的斯德哥爾摩國際文化舞台上力壓日本文學而亢奮喝彩；相反，幾乎所有爭論都是指向一個焦點：諾貝爾獎應不應該授予莫言這樣政治品格的作家？我對手下的責任編輯說：看來，在中國關心文學的人士當中，“民族主義”敵不過“普世價值”。

圍繞莫言的爭論幾乎全部是沿着政治而非文學的維度展開的。

事實上，早在莫言被海外博彩公司預測有可能獲獎的消息傳出後，爭議就已經在微博上瀰漫開來。以下這些事實被不厭其煩地一再重複：莫言不僅是共產黨員、退役軍人，還是官辦的中國作協副主席（也許還享受着副部級的特權）；莫言曾因為戴晴等幾位中國異議作家的現身而公開抵制過法蘭克福書展，他冷漠地拒絕了知識界要求其對另一位中國諾獎得主劉曉波的身陷囹圄發出呼籲的邀請（很湊巧，兩人同為北京師範大學校友），卻欣然參與了“百位作家手抄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向黨獻禮”的活動；此外，還有人曬出了他在一年前通過騰訊微博發表的疑似讚美重慶“唱紅打黑”的打油詩……

在自由派立場人士看來，莫言是一位他們所不齒的體制的順從合作者，甚至就是一體制中人。作為一個本該代表“人類良心”的作家和知識分子，他不僅缺乏抗爭的勇氣，或者像村上春樹那樣“永遠站在雞蛋那方”，就連“不主動作惡”的底線都沒能守住。上海學者許紀霖在微博上的短評很具有典型性，他用“平庸的鄉愿”來形容莫言所代表的“當今知識分子的主流”，而“‘平庸的鄉愿’，正是‘平庸的惡’的幫閑”。

我以為，莫言獲獎在內地知識界掀起如此巨大的爭議，彷彿這是一件非但不值得自豪、反而還很可恥的事情，也許與諾貝爾獎授予者此前給國人樹立的獨特心理標杆有關——如果不算上年代久遠的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最近20多年來，與中國有關的幾位諾獎獲得者達賴喇嘛、高行健和劉曉波（不知道該不該再加上身份難以歸類的李遠哲），不是持異見的流亡者，就是持異見的自我放逐者，或者乾脆就是持異見的抗議分子。一旦用劉曉波這把尺子去丈量，那麼當今中國恐怕沒有幾個人經受得住，包括莫言的批評者。

可能正是因為這個緣故，莫言的獲獎，令一直以來早就視瑞典和挪威的諾貝爾評選委員會為“同道中人”的中國國內的體制批評者們產生了一種遭到背叛的巨大失落感。許多人批評瑞典的評選委員會已經“墮落”，諾貝爾文學獎也因此“貶值”；而一部分陰謀論者甚至懷疑這是瑞典政府為了改善同中國的關係而作出的妥協。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和兩年前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和平獎頒給劉曉波時中國官方的反應有得一比。外交部發言人當時稱：那是西方敵對勢力為了在政治上攻擊中國，“這個獎項已喪失其權威和聲望”。此後，中國對挪威政府一直愛理不理。

而在這場爭論的另一端，許多莫言的辯護者連日來忙於教導那些非專業讀者：莫言小說達到了多麼高的文學成就，他在當代中國文壇享有多麼崇高的專業地位，在國際上贏得了多麼多的翻譯、閱讀和好評……他們尤其要求那些很少或從未認真閱讀過莫言作品的評論家們停止“政治挂帥”的道德攻訐，將重點放在對莫言的具體作品進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上。

換句話說，他們並非不允許人們批評這位“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而是希望對莫言進行專業的“文學批評”，而非空泛的“政治批判”。因為在他們眼裡，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將文學政治化是他們所反感和反對的。瑞典文學院有關人士在回應媒體質疑時也堅稱，這是一個文學獎項，評獎依據的只是文學成就，與其他任何因素無關，瑞典文學院也並不在乎作家的政治觀點。

上海年輕學者張閎的微博發言精彩絕倫地概括了這個“文學非政治化”陣營的意見：“莫言把《講話》抄在紙上，但他的文學寫作跟《講話》並不相干。而他的批評者則把《講話》抄在心裡，在評判文學的時候，始終貫徹‘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講話》精神。”

那麼，文學（或者作家）與政治之間究竟應當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文學與政治真的分得開嗎？

有意思的是，大部分為莫言辯護的評論都將重點放在了莫言小說所反映的中國社會的殘酷現實上。他們恰如其分地指出，莫言絕不是政府的辯護者，更不是黨的意識形態工具。相反，他的作品涵蓋了從文革到計劃生育等許多當代中國最為敏感的主題，其社會批判性幾乎無所不在。不僅如此，莫言的一部分作品還遭到了中國官方的批評，其中有些曾因內容“挑釁和低俗”而被禁售。例如，創作於1988年、講述農民以暴動反抗政府瀆職貪腐的名作《天堂蒜苔之歌》，就因官方最初認為它過於尖刻諷刺而未批准在中國內地出版，台灣版面市以後很久才終獲在大陸出版的機會。

還有人無奈但又不無道理地說，要求每一個中國作家都像廖亦武那樣，既不現實也無益處。中國言論空間的邊界恰恰需要像莫言這樣懂得靈活妥協的知識分子不斷往外拓展。

然而在我看來，所有這些辯護辭不僅沒有將莫言的文學從政治口水中拯救出來，反而進一步強化了塗在文學身上的那層政治油彩。事實上，聲稱“只依據文學成就”評獎的瑞典文學院在給莫言的頒獎詞中卻稱，他的許多作品“曾經被判定具有顛覆性，因為它們尖銳地批評了當代中國社會”。對此，瑞典文學院常任秘書彼得·英格倫德(Peter Englund)還詳加解釋：“你翻開他的每一本書，幾乎都能看到很多關於中國歷史及當代中國的激進言論。但是，他並非一名政治異見分子。我認為，他更像是一名身在體制內部的體制批判人士。”

如此說來，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一大重要理由豈不正是由於政治——他的作品“對共產黨精英持尖銳的批評態度”？

莫言自己稍後在面對媒體時所發表的一番說辭顯得更加蒼白無力和令人失望。當他宣稱自己獲獎“是文學的勝利，而不是政治正確的勝利”的時候，彷彿是附和了文學應當與政治分開的理想；但當他坦陳自己的寫作“也是頂着巨大的風險、冒着巨大的壓力”，同時反擊他的批評者中有很多人“本身也是共產黨員，本身也在體制內工作，有的甚至在體制內獲得了很大的好處”的時候，似乎又是想提醒人們，自己的政治品德絕不像批評者們描述得那麼低下；而當他為中國言論自由和出版空間的進步辯護，並表示自己至今不因為抄寫了“延安講話”而後悔的時候，表現得又像一個稱職且與時俱進的作協官員……

這些剖白可能都是事實，或者更準確地說，都是事實的一個部分，但它們堆在一起，邏輯上就多少顯得有些糾結和氣短。即便算不上左右為難、進退失據，至少也是非常缺乏說服力的。但這恰恰反應出政治在當下中國對文學的無處不在的影響。

當然，至今仍奉“延安講話”為圭臬的中國最高文化管理當局並不會為此尷尬彆扭，對他們來說，文學理所當然永遠都是政治的婢女。因此，與之前的劉曉波獲獎後的反應截然不同，莫言的獲獎在第一時間便得到各界的廣泛慶祝。莫言的同事、中國作協的另一名副主席何建明對新華社說，這是莫言的喜事，也是所有當代作家的喜事，這是幾代中國作家的夢想。而按照官方媒體的說法，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莫言，是對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認可，是中國和平崛起和國力增長的自然體現。

在一個有着悠久的“文以載道”理想的文化傳統中，在一個從小被教育“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的現實社會裡，期待文學與政治完全分離是多麼不現實的奢望！

莫言的絕大多數批評者和辯護者們爭論的真正問題其實不是文學與政治的關係，而是文學究竟應當為現實政治鼓與呼，還是去批判現實政治？在那些認為莫言不配獲得諾貝爾獎的“理想主義”的批評者眼裡，一個人如果在道德上有重大缺陷，那麼怎能指望他寫出完美無瑕的文章呢？古人云，“立德”須先於“立言”和“立功”。而在那些認為莫言獲獎當之無愧的“現實主義”的辯護者看來，“僅僅認為我沒有站在大街上喊口號，僅僅因為我沒有在什麼樣的聲明上簽名就認為我是一個沒有批判的、是一個官方的作家，這種批判是毫無道理的。”

這種境況再次印證了當代最具影響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美國文藝批評家弗雷德里克·傑姆遜（Fredric Jameson，中文譯名亦稱詹明信）的一句名言：“第三世界文學永遠都是民族寓言。”

事實上，自薩特、加繆以來，諾貝爾文學獎之所以經常引發巨大爭議，正是因為它的判斷標準常常赤裸裸地呈現政治化面目。而在中國，這就是一個更加沉重的話題。中國著名異議人士、藝術家艾未未最初曾激烈抨擊莫言的獲獎，但當他聽到莫言在得獎後公開表態希望劉曉波“儘早獲得自由並得以自由地探究他想要探究的那些問題”後，立刻收回了自己的批評，轉而欣然表示“歡迎莫言重新回到人民的懷抱”，並企盼諾貝爾獎能夠激發更多國人的勇氣……在這裡，艾未未已經完全把文學獎當成了人權獎，把小說看成了檄文。

有句耳熟能詳的老話：文學是“人學”。的確，文學所呈現的是人的境遇和人性本質，而人類生活從來都是社會性或政治性的。因此，那些簡單地認為文學可以與政治分家的人實際上是在幻想李白、杜甫不是生活在中國唐朝的現實社會中，而是生活在並不存在的詩性真空里。但在另一方面，任何一種特定的政治立場或特定的意識形態一旦離開了特定的社會現實，就會變得毫無意義，而真正的文學卻完全可以從特定時空中抽離出來，因為它的力量可以穿透那些紛繁的社會故事而直達人性。假如我們認同艾未未這樣的“政治挂帥”論者，那麼恐怕就不得不承認，李白、杜甫的全部價值都只存在於他們寫給朝廷的奏章里。

至於每一個生活於現實社會——不僅是中國社會——中的真實的、具體的個人，都具有雙重乃至多重身份，首先是“社會人”，其次是“專業人”。一個合格的社會人就必須恪守一定的政治和道德底線，其社會地位越高，這條底線也就越高。不止作家這一比較特殊的職業，其他專業領域裡的權威和明星也都如此。而一個傑出的專業人則需要展現出傑出的專業天賦。“政治挂帥”論者取消了專業分工，卻將社會底線無限拔高；“文學與政治無關”論者則乾脆以“專業”取消了“人”。

我們甚至不必扯得那麼遠，只要對比一下同屬漢語文學閱讀圈內的台灣和港澳輿論對莫言獲獎相對單純的反響，就明白：儘管莫言小說里那些殘酷的政治現實在港台讀者的視線里並沒有絲毫改變，但轉換語境，莫言其人同其作品是完全可以分開的。

陳季冰是上海媒體人、專欄作者，著有《下一站：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