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亞洲世紀需要什麼？

華爾街日報
RAZEEN SALLY

亞洲每天都面臨新的經濟挑戰。最近一段時期經濟的飛速發展、其傳統出口市場──西方國家──需求的萎縮以及來自西方投資者的時斷時續的大規模資本流動，這些都在整個亞洲創造了新動力。對於政策制定者而言，跟上這些形勢是每天都要面臨的一個難題。

此外，亞洲也面臨著才智方面的挑戰。在亞洲許多國家，曾經效果顯著的傳統的投資導向型和出口導向型發展政策正迅速失去推動力。與此同時，對西方國家金融危機起因的普遍看法（雖然不一定總是準確）也讓自由市場經濟失去了大家的信任。許多亞洲人開始重新思考關於是什麼刺激了之前發展的分析以及如何實現更大的繁榮。

對於亞洲人而言，謹記其近期發展進程中的幾個關鍵點非常重要。他們必須要意識到，該地區真正成功的核心原因是經濟自由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在政府避開幹預性政策、轉而放鬆對普通人沖勁的束縛時，亞洲各經濟體才獲得了最大的發展。

中國最大的發展發生於政府在農村施行產權制度、放開國內貿易並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之時，但是對工業的扶持也導致經濟出現嚴重和不可持續的失衡現象。日本及其他“亞洲四小龍”成員國之所以蓬勃發展，是因為它們保証了宏觀經濟的穩定、實行低價格管制、發放補貼、建設基礎設施並且向國際競爭對手開放市場。然而，幹預性的工業和金融政策孕育了裙帶資本主義，成為了未來發展的拖累。與此同時，得益於其自由的經濟，按人均計算香港與新加坡成為了亞洲最富裕的一批國家。

盡管如此，未完成的事業還有不少，因為整個亞洲的經濟自由仍然遭到嚴重壓制。如今對三個領域進行有關經濟自由的反思的時機已經成熟。

第一個領域是金融市場。在亞洲大部分地區，計劃經濟控制依然限制所有人獲得資本，但與政界關系良好的方面除外，因此它們在將儲蓄轉化為生產性投資方面做得很糟糕。其中，最顯著的例子便是中國。中國政府的金融壓制──壓低儲蓄利率以使借款人獲得低息貸款──是經濟發展不均衡的核心問題。家庭儲蓄獲不到任何有意義的回報，從而抑制了消費。低息貸款為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所獲得，滋生了不良投資。



這種模式在許多亞洲國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阻礙了他們從依賴於動用最大財力和人力投入的“追趕式”模式轉型為以提高生產率為基礎的更加可持續的發展模式。以生產率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要求市場將資本分配給有創造力的企業，而將資本分配給那些模仿其他地方所開發技術的企業的政客和官僚對此造成了障礙。

若要建立一個真正以市場為基礎的金融體系，政策制定者必須解除利率控制，向新的進入者（包括國外的投資者）開放銀行體系，開放債券和股票市場以擴大資本金基礎，最終解除資本控制。

自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以來，金融自由化已經聲名掃地，不過亞洲人不應向歐洲和美國的政策制定者那樣錯誤地判斷這一問題。深層次的問題不是監管太少，而是政府在市場幹預得太多，比如實施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為被認為“大而不倒”的銀行發放大量補貼以及在美國鼓勵民眾過多抵押貸款。

此外，亞洲的貿易政策和海外投資政策也需要進行審視。早前幾輪自由化舉措，不論是亞洲的還是全球范圍的，對該地區制造業企業的刺激作用要比幹預性的工業政策有效得多。不過，近期出口放緩表明依賴於對西方國家的制造業出口求發展存在局限。

現在，亞洲的領導人需開放雙邊貿易和海外投資來建立更為成熟的制造業供應鏈、新的服務供應鏈以及促進國內消費。關稅壁壘仍是一個問題，不過更嚴重的問題是普遍存在的非關稅壁壘。這些壁壘大多存在於國內對產權、合同、執照手續、稅賦、開業及關業、勞工法律以及海關程序方面的復雜規定，這些都使亞洲的投資環境受到抑制。

亞洲的經濟制度比較薄弱，這使得企業的營業成本較高。公共管理薄弱和產權制度執行不力抑制了創業精神、創新和消費，這也導致區域市場的一體化程度較低，距歐洲及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北美的開放程度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最後，這些領導人也需在能源政策領域實行經濟自由原則。日益發展的亞洲的能源消耗量在未來20年預計將翻番，這意味著對礦物燃料的需求也會增加很多。此外，亞洲也可利用水力壓裂技術從頁巖氣獲得巨大利益。

事實卻是，能源市場受到政府幹預和國有企業的阻礙。價格管制、補貼、出口限制和對外來投資的限制是其中的主要因素。

中國和印度正試圖通過計劃經濟而不是市場手段來獲得能源供應。它們派出獲高額補貼的國有石油企業去收購海外企業和資產，與外國政府簽署長期協議，並承諾為石油業務提供有補貼的貸款。這些舉措使能源市場的價格提高並且更加波動，而且還使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加劇。

為了滿足不斷增長的能源需求，使能源政策更穩定、更安全且更劃算並維持和平的國際關系，能源市場應有更大的自由度。這表示政府要解除價格管制、取消補貼、鼓勵國內和海外私人投資、放鬆飽受限制的公用事業企業的約束以及放開國際貿易。

擴大經濟自由度的改革也提出了進行政治改革以擴大公民和政治自由這一問題。“追趕式”發展模式與多種政治體制相容，但是未經改革的、以不受制衡的特權階層為其核心的專制統治卻極不適於用來促進以生產率為主導可持續發展的結構改革和體制改革。

由於政府的幹預減少和市場放開，自由與繁榮得以在亞洲這片土地上興盛。亞洲奇跡並不是制定產業政策來促進某些目標行業發展的技術型政治人物一流的頭腦所想出來的產物。實際上，此類社會管理方法行得通的証據也寥寥無幾。

小政府──一個良好地發揮其核心作用的雖“小”卻強大的國家──以及國內的自由市場與國外的自由貿易才是一個新的亞洲世紀的重要因素。

（本文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的客座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