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元輝
3月29日晚，我和其他媒體改造學社的朋友們一起到了濟南路的學運現場。和其他日子不一樣的是，這個晚上我不再是一個靜坐者，而是民主講台上的演講者；更不一樣的是，這個晚上雷雨交加，不僅春雷乍響，大雨更是傾盆而下，沖得抗爭現場的學生與民眾必須暫退路旁，亦逼得講台主持人必須暫停活動。
但滂沱大雨之中，仍有許多學生無畏風雨，繼續坐在路中央，即使在主持人勸離之下，仍有兩位女學生端坐講台之前，毫無退意。薄如蟬翼的雨衣當然擋不住傾瀉而下的雨滴，全身濕透自屬必然。看著她們滿是雨滴的臉龐，站立於帳篷之內的我不禁在想，是甚麼樣的力量讓她們如此堅持？又是甚麼樣的體制必須讓她們付出如此大的代價？
身為大學教師，在學校授課時，總把握機會和學生討論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性，如今攸關台灣民主發展的大事發生了，牽動台灣未來前途的問題出現了，學生願意挺身而出，做老師的，鼓勵都來不及，焉有反對之理？曾經在媒體工作時經歷台灣多次重大民主事件的我，當然深知街頭的風險？但自己除了提醒注意健康與安全之外，能夠阻止學生思索過後的自主行動嗎？連自己都覺得應該站出來的活動，能夠以行動的風險為由要他們止步嗎？
但3月23日的佔領行政院事件，卻讓自己遲疑了。我的遲疑並非來自佔領行動的妥當與否，而是目睹警察逾越法度的鎮暴作為讓鮮血染紅地面時，我不得不懷疑：自己的「縱容」是否已讓學生陷入人身安全的險境？自己對政府的「想像」是否係一廂情願的期待？我更陷入深深的迷惘：怎麼會有一個政府見國家機器的失序竟然還雄辯滔滔，而無絲毫檢討、愧疚之心？
讓國家機器暴力化
1986年許信良闖關回台引發中正機場事件，身為記者的我，當時在現場，親身見證警察暴力的失控，亦親身見證絕大多數媒體的視而不見，此一事件雖無施暴者遭到懲處，但台灣的民主已是堂堂溪水過前村，擋也擋不住。1992年台北火車站前的總統直選抗爭事件，身為報社總編輯的我，同樣在現場，親身見證警察驅離群眾時將靜坐抗議者拖入廁所痛打的場景，所幸同仁的據實報導迫使政府不得不對施暴的警察進行處分。
這些事件距今都已逾20餘年，但台灣民主的進程顯然沒有在此記取教訓。2008年的陳雲林來台抗議事件，我們看到失序的鎮暴；幾天前，我們更在許多學生、教師與民眾的軀體上看到染血的警棍。我雖然對部分不肖的警員感到不齒，但同樣是人生父母養的警力何以會變成失控的猛獸？真正的問題不是警察，而是躲在他們背後的掌權者，是他們讓國家機器暴力化，是他們讓國家機器脫離人民，成為沒有靈魂的鎮制工具。
不再遲疑走上凱道
人之所以為人，不在官做多大，不在書讀多少，而在人能像個人，能挺立腰骨，為所當為。民主永遠是人民爭取而來，暴力則往往是政府縱容而生。新生世代以行動關心公共事務，是台灣未來的希望，更是國家前行的寄託。在329暴雨來襲之夜的女學生堅定臉龐上，我不再有所遲疑；在330太陽花學運數以萬計走上凱道的民眾身上，我更加感覺，在重要時刻不挺身而出，我們的民主終將逆轉，走入暗夜！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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