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9/2014

知識份子應陪伴弱勢往前走

楊韶維

一場學運,勾起了二十四年前的另一場學運,臉書、批踢踢各種網路場域爭論不休,但冷言冷語、去脈絡化的泛道德指責,在驗收這些年來民主的成果。

一場行政院的鎮暴之夜,為何讓同窗昔友反目、讓親子陷入冷戰?因為它擊沉了我們共同的夢,江宜樺昔日在普通教室對自由的宣講與承諾言猶在耳,那些泛黃的手稿與筆記,我至今仍視作珍寶鎖在書櫃,如今,理想國的想像卻輕易遭到棄守。

解嚴不到三十年,這個夜晚,重新喚醒了我們共有的民主坎坷,那些噤聲、恐懼與不安,重新用法治的外衣體面登場。冷言冷語自稱是一種多元聲音,而社會對暴力的譴責卻被冠上了沉默螺旋,不適當的執法,是抗爭者的自討苦吃。

於是,社會經濟結構裡最無力的一群人,被譴責不遵守民主程序、缺乏理性,退無可退的公民不服從,赤手空拳變成暴民行動,必須由國家來鎮「暴」、宣示政權。誰也沒有想到,一代人奮不顧身浴血爭取來的權利,竟然演化出一種截然不同的詮釋。

服貿協議的法律、經濟、政治面向都有爭吵,但是沒有學運,它原本會靜悄悄地放進公文封裡,成為一群人的生命現實。因為學運與抗爭,它才攤在陽光裡。台灣對於政治參與的定義,幾乎等於選舉,而選舉向來狂熱卻短命,平時的參與卻門可羅雀。

當社會默許立法恣意妄為,就開始了民主失靈的前奏曲,當這個社會弱勢者發出聲音時,最沒有資格冷言冷語的,正是現在每一個說閒話、說他們討打的人。

我親愛的好友,無論你支持服貿、或反對服貿,也許抗爭有理、或許執法有據,但你可曾想過知識份子的天職,不應站在社會的制高點往下看,而是陪伴著弱勢往前走。在資本社會裡,弱勢永遠第一個被犧牲、最後一個被補償,而我們要去平衡這個傾斜。

(作者為台大政研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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