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3月24日清晨破曉時分，一台通體鮮黃，碩大鈍重的水箱車緩緩從台灣行政院大院的角落啟動。
大院的中央廣場上，有兩、三百名抗議學生手鉤手坐在地上。水箱車開始發威，頭頂的噴槍衝出的巨大水柱猛力擊打在路面上，不時左搖右擺地「掃射」。學生背向車子壓低了頭，用背脊的弧度對抗兇猛的水柱。
這是一場「鎮暴行動」的尾聲。九個小時前，台灣行政院被反對台灣和中國大陸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協議》）的學生攻佔。他們從已經佔領的立法院出發，希望再攻下一個街廓外的行政院。但警察從凌晨兩點強力反擊驅離。此時其它地方的抗議者己經被清空，只剩一小群人在廣場中央做着毫無希望的抵抗。
「為什麼！？」一個被水柱狠狠擊中的女孩凄厲的嘶吼，從引擎、水流和警察的腳步聲里鑽出來，直衝天際。
女學生「為什麼？」的責問，要從馬英九對兩岸關係的整體規劃說起。
從2008年國民黨重返執政以來，建立與中國大陸更緊密的經貿關係就成了政府施政的首要課題。2010年兩岸先在重慶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其中規範雙方儘快完成「投資保障」、「貨品貿易」、「服務貿易」和「爭端解決機制」等四項協議。一等這些協議完成簽署，兩岸自由貿易協議的完整架構就宣告完成。
2012年兩岸在台北簽署《投資保障協議》後，緊接着《服貿協議》登場，去年完成簽署。經過了九個月的20場公聽會後，台灣立法院在3月17日的審查會上，由於民進黨立委發動肢體抗爭，以搶走麥克風等方式強行杯葛。主持會議的國民黨立法委員張慶忠這時使用預藏在身上的「小蜜蜂」麥克風，躲在會議場角落的廁所邊，以自說自話的方式宣布委員會審議程序完成。完全違背了去年6月朝野黨團的協商承諾：服貿協議全文及開放承諾表必須「逐條討論、逐條表決」。
張慶忠此舉點燃了青年學生的怒氣，一經引爆就不可收拾，他們接連攻佔立法院和行政院，與馬英九政府發生激烈衝突。
ECFA連同其後的四項子協議，究其本質是自由貿易協定，而自貿協定的本質是國家與國家或地區之間在相互撤除貿易壁壘過程中的一種討價還價的攻防結果，台灣官員愛用「give & take」，有與有取來表述，原本是常態。
一項被認為是談判自由貿協議的「常態」狀況，為什麼會在台灣引發繼「野百合」之後最大的一場學運？「野百合」運動是台灣在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發生的一場學生運動。在這場運動中，人數最多時曾經有將近6000名來自台灣各地的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這是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學生抗議行動，也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有着相當程度的影響。
如果說「野百合」運動是對國民黨威權統治下，對1949年來自大陸、終生不必改選的國會議員仍占絕大多數這一畸型體制的反抗，反服貿運動的答案之一則藏在「予和取」的內涵，也就是這紙服貿究竟「給」出了什麼？「給」出了誰的？又「取」了什麼？「取」到的是誰？
無論是中國大陸還是台灣官方，對服務貿易協議的宣傳都是「對台灣有利」、「大陸向台灣開放八十項，台灣向大陸開放六十四項」......，更簡單的說法就是「讓利」。
單看數字似乎是對台灣有利，但進一步追究會發現，台灣大力遊說通過這一紙服貿協議的主力，如果不是有意從製造業轉進服務業的大陸台商，就是在台灣本地已經有相當規模的業者，包括金融或網絡購物。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將為他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這一點無需懷疑。
但相對的，台灣也要向中國企業開放市場。根據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鄭秀玲的計算，向中國開放六十四項服務業後，直接、間接受到影響的勞工將超過四百萬。這個人數是台灣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勞動人口的五分之二。他們有相當一部分是以中、小、微型企業或家庭式作坊工作。
而中國大陸資本雄厚的的企業一旦進入台灣市場，絕大多數的中、小企業都會受到嚴重影響。
縱使官方強調中國大陸資本將同時創造就業機會，但擁有自營企業，不論身體上的勞動品質和心理上擁有一份希望的感受，豈是日復一日守在大企業流水線上可以相比的？這是在評估服貿時，任何經濟研究院的模型都跑不出的因素，但它卻實實在在左右着台灣青年人對服貿的感受。
因此，「讓利」這一因素愈是突出，年輕人對服貿就愈發不安。因為這意味着階級分化和貧富差距將隨之加深。他們感覺到馬英九政府是以他們未來創業發展的可能性，換取現下擁有強大遊說力道的資本家的利益。為了阻止自己遭到「世代剝奪」，他們起而奮力抗擊。
第二個因素，是憂心台灣自由開放的政治、社會環境將因為服貿遭到侵蝕。
台灣文化圈備受敬重的出版業者郝明義，在服貿協議簽字前一天發出一篇文章「我們剩不到二十四小時了」，打響了反服貿的第一槍。他開始意識到服貿協議的傷害，是印刷業的開放。
郝明義在文章中提到，在中國官方控制的出版集團中，「出版」、「印刷」、「書刊零售」和「書刊發行」四個行業是統整為一的，由新聞出版總署主管，任何一個省級出版集團，莫不同時經營這四個項目。
在台灣的出版業者以往莫不希望能藉服貿談判，一舉打開這條產業鏈，讓台灣的出版業有機會到大陸發展，以台灣的多元文化創意形塑一個「華人文化圈」的夢想。
然而結果是台灣政府在服貿談判時，竟然拆開了這四個行業，把除了「出版」之外的另外三個向大陸開放。結果將使得台灣的出版業未來可能遭到上游中資印刷廠和下游的中資發行、通路商夾擊。
再者，如果進入台灣的集團，是帶有政治目的的官營出版事業，一旦出版業上、下產業鏈四項有三項落入中國官方資本掌控，勢必大幅改變台灣的出版、文化業的面貌。「我們引以為傲的自由、開放、多元、多樣的出版面貌，以及閱讀選擇，也勢必會產生質變，」郝明義在文章中說。
郝明義的憂心引發廣大的迴響和延伸討論。有人再舉出「廣告代理業」為例。服貿協議開放中國大陸業者在台灣經營廣播、電視以外的廣告代理業。但反對服貿的團體相信，中共政權可以通過陸資廣告業的運作操控台灣輿論。例如向支持中共政權的傳媒投放廣告以示支持，或者抽走廣告懲罰立場中立或反中的媒體。
反對服貿的人士深信，一旦開放廣告業，台灣的傳媒、文化產業將被商業利益一步一步納進中共中宣部的「審查圈」里。而在筆者的採訪中，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馬英九政府的幕僚班子，曾經針對服貿可能造成「軟國力」喪失的問題，做過任何仔細的評估。
事實上，在此之前台灣媒體產業已經為「中國因素」的入侵掀了一陣波瀾。一份原本被視為自由派標竿的報紙「中國時報」在被大陸台商蔡衍明收購後，立場急速轉向親中。蔡衍明接着收購電視台、併購其它平面傳媒的擴張行動，受到一部分公民和學生團體的強烈抵制及反對。參與「反旺中」的學生們，同樣是這次反服貿佔領行動的核心成員。
從「反旺中」到「反服貿」，台灣高度參與社運的一群青年學生和學者，用一以貫之的論述和行動策略，發動了只是規模更大，操作更細膩的學生運動。逐步為「反抗中國」建立了系統化的論述。但他們的想法是多數還是少數呢？一些民意調查或許可以提供參考座標：
在一份由台灣《天下》雜誌公布的民調中，62%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自認「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有22%，自認是「中國人」的僅8%。
而在上述的統計中，18到29歲的年輕世代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更高達75%，創下同類調查的新高。因此或可以這麼說，隨着兩岸長期隔離分治，政治體制差異愈來愈大，台灣的年輕人已經成為支持台灣獨立自治的新生力量。而這一份對中共政權的恐懼和不信任，在反服貿一役中展露無遺。
從3月23日晚上起，行政院被佔領了一夜。就在五天以前，同一批人也用同樣猝不及防的手段，佔領了立法院大院及議場，到筆者完稿這一刻，佔領仍在持續。
引爆台灣學生以如此激烈的方式衝擊的兩股導火索，一是中共黨國資本主義挾自由貿易帶來的貧富差距和階級分化；另一股是對中共政權的反抗和恐懼，加上對台灣的本土認同。兩股導火索被國民黨立法委員幾近胡鬧的便宜行事點燃，一舉炸翻了台灣政府體制。
馬英九從2008年以來，汲汲追求、念念不忘的是他的「歷史定位」。他執着地認定藉著自由貿易協議與讓台灣經濟和中國大陸深度整合，深信這是台灣經濟脫胎換骨之道。
但在他的治下，代表五權分立的機關，一星期內就有兩個院被佔領，寫下了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最難堪的一筆歷史紀錄，這一點歷史定位，已經毫無懸念地確定了。
3月25日，台灣總統府發出了聲明：馬英九願意在不設前提的情況下和學運代表會談，學生也隨即開出了會面的條件。雙方共同為結束這一場重創國家體制抗議行動創造了條件。
雖然學運遲早會結束，但服貿協議審議的最終結果仍舊是乾熱天氣下的火藥庫。如果馬英九承諾的「逐條討論、逐條表決」，只是讓服貿協議從一次表決過關變成一百次表決後過關的話，對抗議團體而言，發動這場曠日費時的學運，甚至在行政院承受鎮壓、流血，結果只矯正了一項議事程序，這真是情何以堪？但只要出現一點修改，整份服貿就必須退回重談。除非中共領導人同步鬆口，否則馬政府接受重談的可能性幾近於零。換句話說，最可能的結果還是這紙服貿協議最後照章通過生效。
但這個結果也將完全摧毀馬英九和反對群體之間的互信，埋下另一次更大衝突的種子。特別是接下來除了ECFA的後續協議外，兩岸還計劃商簽更敏感的「互設辦事機構」協議；直接涉及言論自由問題的「文化交流協議」和「新聞機構常駐」等等。
除了協議，還有高層政務人員互訪，例如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訪問台灣，甚至是習近平與馬英九的會面等。這張馬英九早已規劃停當，一路推動到任期屆滿的路線圖，都將因為這場服貿爭議而走來難如蜀道。
李蔚為在台灣工作的新聞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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