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皇民」父親

吳昭芳





作者感嘆台灣人的身分認同常被「標籤化」，他的祖父是日本人口中的「清國奴」，父親則是郝柏村連戰這些權貴說的「皇民」，他們卻從未思考：為何還要讓這種病態心理繼續流傳下去？

我父親1917年出生在台北樹林，距離台灣被清朝政府割讓給日本才剛剛滿20年不久，日本治台也才逐漸進入穩固期。他按照當時的遊戲規則，辛苦努力考上台北二中（現在的成功高中）；當時的台北一中（現在的建國高中）是保留給日本人唸的，只有少數特殊背景的台生才進得去，台灣男生能考上的最好的學校就是台北二中了；二中畢業考入台北師範，取得教師資格後，志願到偏遠地區的花蓮任教。雖然當老師只能管管學生，但是他也有一套正式的「文官服」，算是日本政府的文職官員，不過這個「官職」對他任教期間少受一些日本上司和日本同事的歧視並沒有甚麼幫助。

我從來沒有看過那套文官服，但是看過母親珍藏過的一張照片，那是我們家早期還只有四口人時的全家福，拍照時台灣還是日本的國土（我也還沒出生）；一個不到30歲的日本小學先生（日文裡「老師」的稱呼叫做「先生」），身旁坐著年輕的妻子和一對稚齡兒女，照片裡的他穿的就是那套文官服，看起來確實相當帥氣。據說後來那套文官服連同其他有點紀念價值的東西，因為害怕擁有這些物品而遭到國民黨貼上媚日的標籤，恐怕會惹來殺身之禍，也就早早「處理」掉了。

國民黨接手統治台灣之後，30歲的父親被迫重新學習完全陌生的語文（北京話發音的中文），也不得再公開使用自己從出生以來用慣的日文，其實真正最難適應的是必須放棄日本人在學校傳授給他的世界性先進思想觀念和科學知識方法，而重新學習相對保守和落後的中國式職場文化、社會文化、和教學內容，他在求學時期接受的是日本政府在全國所推行的，從明治維新以來逐漸發展出的一套吸收了西方文明精華的現代化的教育方式和內容，國民黨來了之後卻被迫「棄新從舊」，內心的不甘、不屑、無奈、幽憤等等的煎熬，沒有身歷其境的人如何能夠體會？「曾經滄海難為水」講的應該就是這種心境吧！寫到這裡，連想到那群住在（或曾經住過）台灣，自認為是中國人卻不願搬去中國住的人，同情心就會很自然地升起。

我少年時期父親已經40幾歲，也在國民黨統治之下當了十多年的公教人員。他偶而會在茶餘飯後跟朋友聊天時，咬牙切齒的批判日本人歧視台灣人的種種惡劣手法。有一次在他發完牢騷之後，席間有一位外省籍朋友突然問他：「那你一定很感激國民黨光復了台灣吧？」瞬時，席間一陣靜默，然後聽到他長嘆一聲，頭慢慢轉到無人的方向，眼光逐漸望向遠方，用台語輕輕的說道：「我抑是寧可互日本人來管﹝我還是寧願讓日本人來統治﹞！」然後就用低沉的聲音吟著一首日本詩，每一句的尾音都拉得長長的，我不懂日文，不知道他吟的是甚麼詩句，那時眾人也不再說話，默默地一一離席而去。

這個場景只出現過這麼一次，但是卻清晰地留在我的內心深處。那時候我們三不五時的被警告不得談論政治，我當時嗅到了一絲政治意味，也不敢開口問他為甚麼，而因為兄姊們都不在場，我也沒其他人可問，就這樣悶在心裡；多年之後，由於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國民黨不讓我們知道的史實，才逐漸自行解開這個謎團。

走過那個年代的台灣，跟大多數台灣人一樣，我們家的遭遇並不特殊，也許幸好我父親只是個小學教師，不像當時社會地位比較高的台灣人那樣被列在228事件的黑名單上，逃過了一劫。當時台灣人民的普遍遭遇大多數就是這樣，一般人的認知就是改朝換代、換了個皇帝，但是日子還是得過下去，只好忍住一口氣、換得百年身。於是，台灣人先是被清朝政府威逼利誘而變成「大清帝國皇民」，實際上的身份卻是（跟滿清皇朝的漢人子民一樣的）奴隸；日本人接手統治台灣之後，也跟著滿清皇朝依樣畫葫蘆威逼利誘讓大家變成「大日本帝國皇民」，卻是實質的二等公民；然後國民黨來了，又再一次改朝換代了，大家更是莫名其妙的被永久貼上了「皇民」的標籤，身份更降低成三等公民，台灣人與統治者之間隔著一大群替統治者工作的階層。

我父親雖然沒有日文名字，卻是郝柏村口中如假包換的「皇民」；我祖父則是日本人口中的「清國奴」；由於那套我無緣見到的日本文官服，我也是連戰口中道道地地的「官二代」；其實，我也當了很多很多年的中華民國的「順民」。自小以來都很順從的開口閉口都講「國語」，沒學過父母最精通的日語；至於從祖父母那裏學來的台語，平常也不敢用來跟他人溝通，因為它被國民黨歸類為「方言」，講了被聽到要受處罰；更不可能懂得真正母語的平埔族語。還好，語言也不過是跟人溝通的工具，只要對方能懂，用甚麼語言都可以，重點是腦袋裡的知識、和內心裡的心態、文化、思想、價值觀。

被貼標籤可以淡然處置，但是我只是很想知道，這種激化人民互相對立的反社會心理，還會在台灣各族裔裡面的那些還活在歷史中而拒絕進步的群體之間，流傳到哪一年、哪一代？他們為甚麼無法思考：為何還要讓這種病態心理繼續流傳下去？

其實，影響台灣下一代的未來更為重要的課題是：「所有住在台灣的人有沒有可能真正的互相認識、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經過了2014年九合一選舉的驗證，我的確看到了一線相當明亮的曙光；但是能不能真正結成果實，卻還有賴台灣的全體住民是否能夠把以下這個很實際的問題經常拿出來咀嚼：「我們要留下甚麼樣的台灣給下一代？」然後看看自己能做些甚麼，也能認真的去做。心存善念，盡力而為，那麼台灣的下一代就會開始過著跟我們不一樣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