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每個人都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與個人生活其他層面的品德無關，品德高下絕非公共參與的資格限制；因此他們的公共參與權利，包括參選的權利絕不受影響，他們公共參與的正面貢獻也不因為品德爭議而打任何折扣，之前該肯定的現在仍然一樣。另一方面，學運的正當性亦非建立在參與者甚至領袖的個人品德之上，學運的正當與否乃繫於在民主憲政下是否表達出相當程度的民意，而這些民意在體制內是沒有被充分代表甚至是邊緣化的。

高思博


太陽花學運效應才在選舉中展現，學運參與者及主要領袖之一陸續被媒體揭露疑涉入醜聞，一時之間各界譴責者有之，為其辯護者亦有其人，而媒體將人貴之賤之的能力也是焦點，但是其中有三個問題特別引起我的興趣：個人品德與公民權利，個人品德與學運正當性，以及個人品德與政治立場三者，在眾聲喧嘩中顯的莫衷一是。

涉入醜聞的兩位，彷彿與之前學運中的「公民」形象形成巨大落差。以公民資格參與公共事務似乎散發道德光環，讓個人高尚起來，把個人的公共參與視為品德高尚的表現這種想法自古有之，希臘文明中這種想法特別突出，但是在公共參與成為普遍的民權後，公共參與是否還與品德連結就大有疑問。

貢獻不因爭議減少

直言之，在現代每個人都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與個人生活其他層面的品德無關，品德高下絕非公共參與的資格限制；因此他們的公共參與權利，包括參選的權利絕不受影響，他們公共參與的正面貢獻也不因為品德爭議而打任何折扣，之前該肯定的現在仍然一樣。
但這亦表示，個人品德既與公共參與無涉，他們的其他行為也不會因公共參與而漂白，該怎麼評價還怎麼評價。為他們辯護的朋友可能擔心他們的形象受損會一併減損學運的正當性，事實上，這是多餘的擔心；一方面，一場大規模的公民運動，參與者各式各樣龍蛇雜處實屬自然，誰也不能也不須為其他人的品德做保。另一方面，學運的正當性亦非建立在參與者甚至領袖的個人品德之上，學運的正當與否乃繫於在民主憲政下是否表達出相當程度的民意，而這些民意在體制內是沒有被充分代表甚至是邊緣化的。

品德與立場不相關

一場大規模的運動甚至革命，有賴群眾展現的集體意志，而群眾中自然也包括那些個人品德有爭議的人，只要想到群眾展現的其實就是社會各階層本身，就絲毫不用訝異其中的複雜性。國父革命借重許多青洪幫人士，共產革命靠工農都是好例子，我們本就不必太神話先烈們，他們可能有很大貢獻，但是他們絕非倫理楷模，有些甚至品行不良。擔心學運而為他們辯護的朋友可能還不自覺地落入威權的模式，即政治正當性必須與領袖道德形象連結，於是領袖必須是道德完人，這不過是造神罷了，不但不必要，更有危險性。
因此不管是劉小姐的援交疑雲，或廷神過往性騷擾事件，並不減損太陽花學運在台灣公民運動史上的地位，讓個人的歸個人，集體的歸集體才是正辦。
將政治立場的正當性和個人品德做連結，本身就是一個錯誤，因為與我們有相同政治立場的人，不見得就是情操高尚的正人君子；相反地，與我們政治立場南轅北轍的人，也不見得就是其心必異的異類，這本屬不相關的兩件事，如今透過媒體，產生的各種「造神」與「毀神」的現象，也正是不同領域間的混淆；才有好廚師卻被捧成台灣良心，然後又連好廚師都做不成這樣的怪象。如果我們可以澄清這種混淆，這社會可以更理性地包容不一樣的政治立場！

世新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中華民國台灣法曹協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