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一個男人穿過北京市中心的重霧霾。政府對籠罩了整個城市的濃霧採取了緊急措施。
Jason Lee/Reuters
「讓人窒息」、「後世界末日」，或者直接就是「糟糕透頂」，只要你在北京待的時間稍長一點，就會明顯感覺到這座城市的大氣污染問題。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去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47%的中國受訪者認為，空氣污染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不亞於腐敗和收入差距。這個數字在2012年時為36%。不過，北京並不是唯一一座經歷了嚴重污染的城市。洛杉磯市長埃里克·加希提(Eric Garcetti)最近首次訪問北京，在北京大學參加了一次研討會。他提醒與會者，美國的人口第二多的城市也曾經與污濁的空氣做鬥爭。「二戰期間，我們那裡第一次出現了煙霧事件，情況非常嚴重，以至於一些人以為那是日軍開展的化學武器襲擊，」加希提說。他指出，人口的快速增長，以及機動車數量的增加，是北京和洛杉磯出現環境災難的部分原因。
居住在洛杉磯的作家奇普·雅各布斯(Chip Jacobs)也提到了這兩座城市為清潔大氣而奮鬥的相似之處。雅各布斯撰寫了很多關於這類「霧霾難兄難弟」的內容。2008年，雅各布和能源刊物《加州潮流》(California Current)的資深記者威廉·J·凱利(William J. Kelly)合作，撰寫了《煙霧之城：洛杉磯的重度污染史》(Smogtown: The Lung-Burning History of Pollution in Los Angeles)。現在，他們又把注意力轉向中國，在《化學品人民共和國》(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emicals)中講述了中國如何「陷入毒氣繚繞的地獄」的故事。該書的中文版本將於明年由中央黨校出版社發行。在接受採訪時，雅各布斯談到了北京和洛杉磯的情況，以及公眾在對抗霧霾中發揮的作用：
問：對於洛杉磯幾十年前與煙霧的鬥爭，以及當今中國面臨的污染挑戰，你都進行過研究。你覺得兩座城市之間存在哪些異同？
答：我不想完全拿統計數據來談，不過一座大都市的空氣污染，往往是城市文化的直接體現。20世紀初，第一條高速公路還遠未通車，但洛杉磯的城市設計就是以汽車為導向的。人們從東海岸移居到這裡，尋找更廣闊的空間，更低層的公寓生活，以及更充分的個人移動性。南加州的人均汽車保有量比其他地方都高，這就是原因之一，而這也是形成煙霧的主要原因。從汽車尾氣管排出的未充分燃燒的廢氣，形成了碳氫化合物。在明亮的陽光下，它們與其他氣體，特別是氮氧化物發生反應，形成了臭氧。這種化學物質會讓呼吸變得困難，並能導致多種健康問題。請注意：臭氧是無色透明的，不是那團籠罩在城市上空的灰色物體的成因。現在我們再來看看中國，這裡的大部分空氣污染並非來自臭氧，而是來自燃煤設備、發電機組和重工業——水泥、冶煉、鋼鐵及耐用消費品生產——排出的硫化物和顆粒物。我擔心的是，雖然習近平主席承諾，中國的煤炭消費在2030年之前會進入拐點，但到那時，中國可能會有4億輛汽車，這意味着該國可能不過是從一種霧霾轉到了另外一種。
美國人已經感覺到，中國日常排放的臭氧會上升到高速氣流中，能夠直達美國西海岸。有些時候，洛杉磯四分之一的臭氧是「中國製造」的。我們日益了解到，中國排放的溫室氣體中，有三分之一是在為西方製造商品的過程中產生的，想想這有多諷刺吧。
問：最近，加希提市長在北京回顧了公眾抗議在迫使政府應對空氣污染問題時發揮的作用。他還概述了洛杉磯政府幾十年前採取的污染治理措施，其中包括建立一個強大的體系來執行控制污染的法規，並讓私營部門和公眾參與進來，以確保環境改善成果能保持下去。你覺得這些方法在中國城市行得通嗎？
答：加希提市長和我年齡相仿，都在碳氫化合物和臭氧的籠罩下長大，經歷過沒有陽光的夏日，他全都說到點子上了。正如我們在《煙霧之城》中所說，洛杉磯是世界上第一個遭遇煙霧問題的城市。當時沒有現成的控制大氣污染的科學方法，也沒有人提出過多少「光化學煙霧」的理論。所以，對於這種可怕的灰褐色氣體，我們的第一反應相當可笑。最開始，人們以為罪魁禍首是一家生產人造橡膠的石化公司廠房。當這家廠子停工後，人們又把矛頭指向了煉油廠和重工業，僅僅是因為大家看到煙從它們的設備里冒了出來。
最後，是一位名叫阿里·哈根-斯米特(Arie Haagen-Smit)的加州理工的生化學家意識到，基本的化學分析還沒人嘗試過。他進行了分析和重現實驗，並承受了支持汽車和石油行業的團體對他進行的人身攻擊。他拿出了具有無懈可擊的精確性和明確性的證據，坐實了機動車和空氣污染的關聯。哈根-斯米特的發現日後催生了市內最早的大氣污染控制區、管制條例、執行、公關、執法官員等等。
在上世紀50年代，一個自稱「消滅煙霧」（Stamp Out Smog，簡稱SOS）的西洛杉磯家庭主婦組織開始加速污染清理的進程。她們做研究。她們動員許多人去參加聽證會，要求給出解釋。她們遊說政界人士。她們開出了一份監管空白的清單。等到了60年代末，當時的州長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設立加州大氣資源委員會(California Air Resources Board)時，將一個SOS成員召入其中成了自然而然的決定。這樣的事重複出現很多次了。南加州人在冷漠和環境退化中不斷行動起來，迫使他們地區的領導人把抗爭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今天的中國在盡一切可能做對環境有益的事，其動作之迅速，遠遠超過洛杉磯在陷入嚴重空氣污染後的頭幾十年。無論是推廣替代能源（儘管這方面行動很緩慢）、限制路面車輛（雖然北京每天新增汽車超過1000輛），還是在大氣狀況不佳時限制建築工地和重工業生產，以及現在開始發佈排放數據，都是很了不起的。
但是，同樣令人擔憂的是普通中國人該如何參與的問題。正是在這些地方，公眾在藍天回歸、家人能呼吸健康空氣的問題上的發聲意願，與中國式的政府以及它拒絕過多透露其運作方式的問題產生了衝突。我們的新書用很大的篇幅講述了公眾對這個問題的憤怒。在不享有集會、言論自由等憲法權利，而且法律補救有限的情況下，人們能做些什麼呢？
正如我們所見，答案就是組織抗議，並以有時長達數周的騷亂來反抗防暴警察，對於這些，大多數西方人往往聞所未聞。社會學家稱之為缺乏「發泄」。就像一個定時炸彈。2005年，浙江省畫溪村群眾抵制一個殺蟲劑公司和其他公司的標誌性抗議活動引起了大量關注。五年來，人們抱怨排放物殺死了他們的莊稼，並造成了出生缺陷和死嬰，使他們的環境變得烏煙瘴氣，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他們的生活，而且這些問題並未得到重視或處理。那裡的老百姓後來用竹板圍住了給他們造成困擾的工業園區，最終引起了一場劇烈的流血衝突。最後，事情終於發生了改變，而且還有很多人遭到逮捕。
然而，這是不是建設性地讓個人參與其中的方式呢？要等到催淚瓦斯罐全部用光，救護車趕來，而當局還沒有插手干預，平息混亂局面嗎？當然不是！在美國，《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和各州的權利早就賦予了公民提起法律訴訟，以及揭露需要加強或重新考慮的薄弱政策的權利。
直到最近，中國才出現了朝那個方向發展的跡象。如果個人沒有發言權——用iPhone查看某個工廠的排放量根本不是公民參與——中國每年大約5萬起針對環境的抗議活動仍將繼續。
問：最近，在北京召開亞太經合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會議期間，中國官方屏蔽了一個頗受歡迎的智能手機應用，禁止該應用顯示美國大使館收集的空氣質量數據。這是否意味着，儘管政府的號召對空氣污染「開戰」，官員仍然不願意完全坦白這個問題？
答：的確如此。同樣，如果哪個政府發佈了對於公眾健康與理解未來情況至關重要的信息，那麼它就是在自找麻煩。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幾十座大城市，以及數千個重工業工廠和發電廠發佈顆粒物、臭氧等物質的具體排放數據，這一點值得讚揚。不過，他們表現得很不情願，幾乎可謂咬牙切齒。與北京官方希望公眾相信的數據相比，美國大使館的Twitter賬號@BeijingAir所提供的顆粒物讀數遠遠更加準確，而且也更加令人不安。
雖然中國官員指責美國干預中國內政，但是嚴重的霧霾，再加上網絡的影響和公眾意識的覺醒，都讓領導人很有壓力。中國現在已經屈服，答應作為全球透明運動的一部分了嗎？我們不知道。2020年再來看看。
不過，政府處理環保抗議的方式並不特別令人鼓舞。每當面臨他們擔心會擾亂「社會秩序」的運動時，政府的人馬就會忙起來，加強「中華網絡長城」的防衛，禁止人們在網上搜索發生抗議的城市，以及他們試圖控制的化學物質。他們威脅要「嚴厲」懲罰抗議領袖，絕不會不管不問。他們還會屏蔽電子信號，警告人們不要利用互聯網來煽動同情者。
在我看來，中國領導層還沒有接受這個想法：他們可以在拳頭亂飛，拿着警棍的防暴警察像帝國突擊隊那樣行進之前，在允許他們所監管的人民發出聲音的同時進行管理。政府僅在去年——而且比較含蓄——才承認中國有500個「癌症村」。那麼，那些存在電子垃圾的村子，或那些沒有生物能夠生存的亮紅色有毒河水，還有讓三分之一的土地變乾的酸雨，以及每天致死人數與9·11事件相當的霧霾危機又該如何？是的，每天大約都有3000名中國人因為室外空氣污染而枉死。政府一直試圖扭曲或否認這些事實。除非我能看到政府在這些方面表現出真正的同情、誠實，以及採取明顯的舉動，否則我仍會懷疑中國式的政府能夠處理這種前所未見的、令人痛苦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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