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1/2014

富人為何比窮人愛結婚?

安德魯·J·切爾林

現在眾所周知,與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就業人群相比,專業人士結婚的可能性更大,離婚的可能性更小。美國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的美國社區調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數據顯示,2013年20至49歲的男性中,56%的專業型、管理型和技術型職業人士已婚,而服務業從業人員的已婚者比例僅為31%。有人稱,兩者之間產生差距的原因主要是,工薪階層男性,特別是在這個階層中占多數的白人,對傳統價值觀的認同降低。可能他們在求職時不像父輩和祖父輩那麼勤奮,所以未能找到婚姻所需要的穩定工作。

但對歷史人口普查數據進行一些挖掘就會發現,在至少130年的時間裡,婚姻方面的階層差異和美國白人當中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相關。歷史數據還表明,堅持認為結婚率差距完全是價值觀問題的那些評論人士,幾乎可以肯定是搞錯了。
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人口統計學家已將人口統計數據彙編進了「綜合公共利用微數據系列」(Integrated Public Use Microdata Series)。這些數據告訴我們,當今時代並非美國首次出現巨大的結婚率差距,至少是第二次。另一次出現在19世紀末。克勞迪亞·戈爾丁(Claudia Goldin)、勞倫斯·F·卡茨(Lawrence F. Katz)和羅伯特·A·馬戈(Robert A. Margo)這三位經濟學家認為,這兩個時代的相同之處在於,經濟不平等居高不下且日益加劇。

首次出現結婚率差距是在1880年至1910年期間。那個時期被馬克·吐溫(Mark Twain)形容為「鍍金時代」(Gilded Age)。不斷發展的工業經濟提高了中高層管理人員的總人數。學校教育的延長提升了對教師的需求。同時,1880年至1900年期間,報紙發行量翻了兩番,擴大了對編輯和記者的需求。白領專業人士在就業市場上的收益得到了鞏固,並且他們還大量走進婚姻。

與此同時,獨立工匠和手藝人的財富縮水,因為他們的小店鋪被大型工廠取代了。本可以找到熟練學徒和僱傭工崗位的年輕人,卻變成了低收入的工廠工人或服務業從業者。他們的結婚率較低。

在被部分人稱作「新鍍金時代」的過去幾十年里,不平等再次居高不下並日漸加劇。有本科學歷的就業人群發現,自己的收入遠遠超過了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因為技術變革,勞動力市場的中間部分被掏空了。生產流程外包導致一家又一家工廠倒閉。底層的低技能服務業從業者規模擴大,而頂層的精英人士在新增收入中所佔的份額日漸增大。

並非巧合的是,我們發現,年輕的專業人士當中,結婚比例也較高,儘管他們可能會將婚禮推遲到事業開啟之後。

在我們已經轉型的經濟中,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是處於優勢地位的參與者:男女雙方可以獲得兩份收入,為婚姻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相比之下,我們發現,在僅有高中學歷的人群中,已婚人士的比例出現了下降。他們卡在了勞動力市場的夾層中,如今已經找不到祖輩那種穩定而薪水體面、可以支撐婚姻的工作了。

因此,人口普查數據所證明的,是經濟不平等與結婚率不平等之間的有力聯繫。自1880年以來,結婚率差距和收入差距一直存在關聯。在工資水平差距更大的時代,結婚率的差距也會更顯著。

在二戰後繁榮的年份中,貧富差距水平低而穩定,結婚率也相差不大,所有群體中的已婚者比例都創下了歷史新高。

當然,經濟差距和結婚率差距的變動趨於一致,並不能證明前者是後者的原因。不過,在看到人口普查的數據之後,很難相信就業市場的狀況與中產階級、工薪階層和窮人之間的結婚率差距無關。毫無疑問的是,沒人會認為,在第一次鍍金時代,結婚率的巨大差異是男性不願意努力工作造成的。恰恰相反,他們工作的時間很長,工資水平卻非常低,常常要讓家中的男孩去賣報紙、女孩去別人家裡當傭人,才能維持生計。

此外,人們常常把窮人中產生的差距歸咎於政府的社會福利項目,比如單親家庭的現金補貼、失業救濟和食品券。但這些福利項目是從上世紀30年代才開始的,因此在那之前半個世紀的結婚率差距,並不是由此造成的。

不過,儘管文化變革並不是決定階級之間結婚率差距的主要因素,但它卻影響着未婚人士的生活狀態。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單身男女很少同居,幾乎沒人未婚生子。反對婚前同居和生子的社會規範十分強大。

而過去幾代人的時間裡,這些規範已經弱化。如今,未婚男女同居的現象十分普遍,人們也廣泛認為未婚生子是可以接受的。與19世紀末的人不同,今天工薪階層的年輕人當中,許多人應對結婚難的辦法是,找個伴侶同居,不結婚就生育。如果關於家庭的社會規範一成不變,就不會出現這種趨勢,即使近年來收入不平等出現加劇。

文化變革當然也是如今結婚率差距的一個因素。但如果說沒有大學文憑的年輕男性不結婚是因為他們太懶,就把問題簡單化了。真正的原因是,在我們不平等的經濟里,那種讓他們不再無所事事的就業機會,已經變得十分稀少。

安德魯·J·切爾林(Andrew J. Cherlin)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社會學家,著有《勞動者失去的愛:美國工薪家庭的興衰》(「Labor』s Love Los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king-Class Family i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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