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迪納·哈里斯
新德里，一個孩子試圖保護自己不受空氣污染的影響。
新德里——在接連幾周的時間裡，我八歲的兒子布拉姆(Bram)的呼吸變得越來越吃力，他的藥用吸入器也變得越來越重要。然後，在我們搬到這個大都市九個月後的一個可怕夜晚，布拉姆的吸入器不再管用，他開始喘不過氣來。
我妻子打電話給一個朋友，她推薦了一家數英里之外的私立醫院。我把布拉姆抱進車，我妻子帶着布拉姆的哥哥也上了車。印度是世界上交通最混亂的地區之一，新德里夜間的街道上擠滿了卡車，交通標誌基本上是擺設。妻子在后座上攬着布拉姆的頭，那是我們這輩子最可怕的旅程之一。
Sohrab Hura/Magnum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上周，南德里鄂霍拉工業區內，有人在非法焚燒垃圾。
我們到達醫院後，醫生給布拉姆輸了類固醇（並且拒絕提供進一步的治療，直至我用信用卡支付的1000美元到賬）。一周後，布萊姆才得以回家。
三年前，當我成為《紐約時報》的南亞通訊員時，妻子和我感到很興奮，同時也做好了迎接困難的準備——糾纏不休的乞丐，四處肆虐的登革熱，高達華氏120度的夏季溫度。但我們全然沒有料到，這個城市對我們的孩子會有多麼危險。
我們逐漸了解到，德里真正危險的地方是它的空氣、水、食物和蒼蠅。在印度，這些危險因素每年導致數以百萬計的人患病、殘疾和喪生，這是世界上最嚴重的公共衛生災難之一。我們發現，德里正悄無聲息地遭遇着一場可怕的小兒呼吸道疾病危機，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在該市440萬學齡兒童中，有將近一半因有毒的空氣遭受了不可逆轉的肺部損傷。
對於大多數印度人而言，這些恐怖之處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有數以千計的人們選擇居住在這裡，其中就包括一些試圖拯救世界的人，一些希望講述這裡的故事的人，還有一些熱衷於在這裡擁有一片自己的小天地的人。這是外籍人士和富豪組成的混雜社區，他們中有來自底特律的汽車高管，灣區的科技業人士，馬里蘭州的癌症研究人員，以及都柏林的外交官。過去一年裡，我們在本地飯館品嘗印度奶茶及三角餅時，或者在五顏六色的使館派對上享受威士忌和雞肉串時，常常着了魔似地討論一個話題：我們是否罔顧孩子的利益，來追求自己的事業？
當然，數百年來一直有外國人在德里居住，但空氣和越來越多的關於其影響的研究已經變得如此觸目驚心，以至於有些人覺得，如果有人有選擇的機會，卻情願在這裡撫養孩子，那是不道德的。類似的討論無疑也正在北京等亞洲大城市展開，但在德里——地球上人口最稠密，污染最嚴重，最不衛生，病菌肆虐最甚的城市之一——這個問題似乎最為緊迫。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顯示，該城市的空氣污染程度超過北京的兩倍。（世界上25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有13個是印度城市。蘭州是前50名中唯一的中國城市；北京位列第79位。）
因此，我們的很多朋友都決定離開。美國使館學校(American Embassy School)是德里一家很棒的外籍生學校，今年秋天它面臨著生源的急劇下降。我的牧師負責這裡一個主要由外籍人員構成的教區，他告訴我，他擔心今年夏天自己會失去60%的教眾。
兩年前，在布拉姆的首次住院之後，我們也幾乎離開了這裡。但他的呼吸狀況穩定下來後，測試結果顯示他已經失去了一半的肺功能。在醫生的建議下，我們讓他進行常規的類固醇治療，並決定只要他的呼吸狀況沒有再次惡化，我們可以就留在德里。
或者至少我決定這麼做。我妻子當時就認真考慮過立即飛回家去；而且在數個月後，當我們與孩子結束了回美國探訪的夏季行程，在回德里的返程航班上，她抽泣了好幾個小時。
不過，我們在這裡度過了第二年之後，布萊姆顯得一切安好。但是鑒於他之前遇到的狀況，我和一些頂尖的空氣污染專家通了電話。我們之間的交談發人深省。
「考慮到有各種科學證據，知道自己讓孩子住在某個地方，可能損害他們一生的健康，會讓我非常難受，」南加州大學的預防醫學教授W·詹姆斯·高德曼(W. James Gauderman)說。他是2004年一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的合著者，該研究顯示，在洛杉磯部分地區——污染程度遠低於德里——長大的兒童，遭受了明顯的、可能是永久性的肺功能損失。另一項研究發現，如果孩子早年在高污染環境中生活，即使在兒童時期搬遷到了污染較低的地方，他們似乎也無法完全恢復健康。
為了保護兩個年幼的孩子，印度最頂尖的污染研究人員之一薩拉斯·古提昆塔(Sarath Guttikunda)舉家搬遷到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他明確地說：「如果你可以在別處居住，就不該在德里撫養子女。」
他們和其他專家告訴我，成人肺活量不足，對於預測早逝和殘疾來說準確度非常高——可能高於血壓或膽固醇升高。因此，由於在德里遭受了永久性的肺損壞，我的孩子的壽命可能縮短了。
在一些方興未艾的領域，研究表明：污染可能會讓兒童智商降低，影響他們的考試成績，並增加罹患自閉症、癲癇、糖尿病的風險，甚至像多發性硬化症等成年後才發作的疾病，患病風險也會提高。
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的經濟學家C·阿登·波普三世(C. Arden Pope III)是研究空氣污染對健康的影響的權威專家，他指出，準確的污染監測儀器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出現。「就算德里的讀數值不是有史以來最高的，也是有史以來最高的之一，」他說。「包括洛杉磯在內的任何美國城市肯定都與那樣高的讀數值相距甚遠。」
這意味着，我孩子在德里遭受的損害嚴重程度只能靠猜測，他說。幾位醫學倫理學家稱，送一群孩子到德里去，並監測他們的健康狀況，這樣的臨床試驗是不可能得到批准的。「絕對不可能，」《研究中的問責》(Accountability in Research)的主編、馬里蘭醫學院(Maryland School of Medicine)的生物倫理學家阿迪爾·E·薩莫(Adil E. Shamoo)說。「調查已經在那裡的人是可以的；但把孩子搬遷到有危害的地方？不行。」
受到危害的不僅是孩子。很多成年人幾乎常年頭痛、喉嚨痛、咳嗽，以及疲勞乏力。今年3月，德里首席部長阿爾溫德·凱傑里沃(Arvind Kejriwal)為了治療慢性咳嗽，不得不離開了這裡十天。
危害健康的不只是空氣。至少有六億印度人在戶外排便，佔總人口數量的一半，而大部分的污水，甚至來自廁所的污水，都未經處理就傾倒入江河。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它們會戲劇性地來到我的家中。
我們住在一棟四年前修建的五層公寓樓里，我的妻子選擇這裡是因為它配備了相對較新的窗戶，有助於將德里的可怕夜間空氣隔絕在外。公寓樓平凡無奇的設計——同一家開發商在附近修建了數十棟這樣的建築——給了我們信心，覺得它的設施會運行良好；不是所有德里的新建築都能保證這一點的。
搬進去大約半年後的一天，一名鄰居說她的自來水突然散發污水味道。然後鄰居們一個接一個遇到這種情況。原來是開發商把下水道挖開了，污水逐漸滲透到每間公寓埋在地下的水箱里。當我們揭開一樓的地磚時，褐色污泥似乎到處都是。
混合了污水的自來水抵達我們公寓時，我正在淋浴。這聽起來很可怕，但我只是聳聳肩，擦乾了身體，因為那種味道在這裡經常都能聞到。
如果不是未經處理的污水傾倒入亞穆納河，那麼在一年中的很多時候，這條河在德里幾乎是斷流的。再加上德里城區中也時常看到的一群群流浪狗、猴子和牛，新的排泄物幾乎隨目可見。昆蟲在這些排泄物上落足，然後再在人類或他們的食物上停留，傳染疾病。
這裡的大多數自來水都遭受了污染。惡劣的衛生條件，可能是近一半印度兒童發育遲緩的一個關鍵原因。
綜合考慮這些威脅健康的因素，你會感到痛心疾首，但這裡的生活還在繼續，而且也可以過得相當不錯。我們的公寓樓最終把水箱安裝在了地面上。我孩子的學校和在該地區進行的旅行都很棒。很多外國人在這裡擁有了比在本國遠遠更大的影響力。
然而，今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有人在居民區里焚燒有毒物質，氣味酸澀的濃煙在我們的街區蔓延。我妻子和一位朋友當時在外面散步，她們被嗆出了眼淚，感覺快要窒息。於是狂奔回我們的公寓，結果發現布拉姆又在喘息，這還是兩年里的第一次。在德里有些地方，名為PM 2.5的細顆粒物的水平導致了非常嚴重的肺損傷，在冬季，該數值經常超過1000，科學家表示，部分原因是對小件垃圾和其他東西的焚燒在這裡極為普遍。在北京，PM 2.5水平超過500會成為國際頭條新聞；而在這裡，比北京高出一倍的污染水平基本上被人們無視。
但布拉姆注意到了。
接下來的五天里，他一直待在家裡，我妻子讓他透過口罩服用了大量吸入性類固醇。在這些危機期間，他有一種靜默的憂傷，因為他要被迫接受，自己的健康比哥哥或朋友更脆弱。
來德里之前，布拉姆也出過幾次呼吸方面的問題。醫生曾向我們保證，布拉姆很有可能會隨着年齡的增長而擺脫那些問題。但現在，他真的得了哮喘病，每天都必須服用強效藥物。
如果我們留在美國，他還會得哮喘嗎？在受污染的地方，小兒哮喘發病和惡化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在這裡的足球場外，散落着許多吸入器。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伯曼生物倫理學研究所(Johns Hopkins Berman Institute of Bioethics)主任魯斯·R·費登(Ruth R. Faden)說，孩子特別需要保護。「首先，因為他們的健康很依賴我們，其次因為童年時期健康受損的影響非常大，」她說。
外籍人士撰寫的相關文章越來越多。它們大多來自中國，描寫了對空氣污染的恐懼、對孩子的危害以及所採取的越來越誇張的保護措施。在這些文章的結尾，雖心懷恐懼，但作者大多還是決定留下。
但本文不同。我們將於這周返回華盛頓。
孩子們很興奮。12歲的亞丁(Aden)想要滑板和單車。在一個允許他獨自閑逛的地方，那是享受自由的裝備。他弟弟的願望則可能更難實現。
「我的哮喘會消失，」布拉姆前不久說。「總之，希望如此。」
作者為《紐約時報》駐華盛頓記者，最近完成了為期三年在南亞地區的報道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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