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走入“最後的中國人”時代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人 馬軍

台灣進入2016年大選前的選戰階段，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候選人在陸續確定，而台灣的社情民意已經與七年前馬英九當選時完全不同了。

大約兩年前，馬英九開始陷入執政低谷，民望最差時支持率只剩不到10個百分點，被反對者戲稱全球聲望最低的元首。與此同時，比馬英九聲望更低的是當時台灣民眾的“中國人認同”，根據國立政治大學(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選舉研究中心的一份長期民調顯示，純粹認同自己還是“中國人”的的台灣人已經不足5%，且大多數，都已是年過耄耋之年的國民黨老兵。

當時，我便有一個構想：等馬英九下臺了，我就寫一本書，或者一篇長文對他的執政生涯蓋個棺論個定。題目都想好了——《馬英九——最後一個中國人》。

省籍身份不再是影響台灣民眾投票行為的關鍵因素

長久以來，台灣政治都被理解為是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對抗，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了藍綠六比四的基本盤結構。但最近十幾年，各項研究都顯示，省籍身份在台灣民眾的投票行為中越來越不重要，甚至在統計學上已經沒有了關聯性。

換句話說，“本省人投民進黨、外省人投國民黨”這一判斷已經失效，階級矛盾、勞資沖突等左右矛盾逐漸在台灣社會顯現，成為未來決定選舉議題的重要力量。

2012年台灣大選投票前一周，民調與蔡英文膠著的馬英九祭出大招：每天都有兩個王雪紅、李開復級別的成功台商在電視上表示力挺“九二共識”、力挺馬英九。根據之後台灣學者所做的研究，馬英九最後一周的“台商攻勢”至少扭轉了5%選民的投票行為，換句話說，若非最後時刻兩岸牌最終收效，現在的台灣“總統”已經姓蔡。

在此之後，蘇貞昌和蔡英文治下的民進黨開始痛定思痛，重新考量民進黨的兩岸政策。正當北京和國民黨信心滿滿的等待民進黨向自己靠攏時，一場“太陽花”運動引爆了全台“仇中”思潮。疏遠大陸的民進黨瞬間成為了“政治正確”的一方，而過度“親中”則成了馬英九的重大“罪狀”之一。

自此，馬英九似乎成為了全台“最後一個中國人”，他對兩岸“互相聲稱擁有主權卻互不隸屬”的判斷越來越孤獨。在反對派咄咄逼人的攻勢之下，馬英九和他的兩岸論述越來越被逼入歷史的深處。

即便如此，綠營還是仍舊努力的在讓大陸對台灣的影響力越來越小。發起“太陽花”運動的公民團體不承認自己身後有政治背景，但是北京和國民黨方面均判斷，“太陽花”以及其後台灣發起的“滅頂”等社會運動，都是民進黨為重獲政權的大戰略的一部分——既然台商不站在自己這一邊，那就把台商抹紅搞臭，讓大陸的台商牌失效。

一位國民黨死忠曾對我說道：“民進黨這種抹紅抹黑的方法的確令人生厭，但不能否定的是，通過八年時間不斷的抹紅抹黑，民進黨已經成功的將兩岸經濟交流從利國利民的好事扭轉成為了親中賣台的壞事，更加無奈地是，國民黨對此竟沒有任何辦法”。

通過不斷的、小規模的群眾抗議增加對手負面新聞的曝光度，短時期內，深諳此道的民進黨並沒有停下來的意願。無論是朱立倫還是洪秀柱等人物、無論是憲改、民生、兩岸等議題，民進黨都可以用這種牛皮糖式如影隨形的反對將國民黨的努力化為泡影。國民黨有理的議題能夠化為無理，國民黨理虧的話題民進黨顯然更不會放過。

而現階段，國民黨最為理虧的顯然就是兩岸議題。

實話實說，將台灣經濟“停滯不前”“分配不公”的現狀歸結於馬英九過度“親中”並不公允。全球化背景下，產業有競爭力的國家或地區自然會占便宜，沒有競爭力的自然會吃虧。產業高度出口導向的台灣自然逃不出這一規律。雖然民進黨和不少台灣民眾均聲稱台商西進大陸是本島產業空洞、失業率高漲的罪魁禍首，但即便沒有大陸，工資高企福利完備的台灣也會尋求東南亞等國安放產業。台灣經濟停滯不前的根本原因是：台灣並未將註意力放在產業升級上，而是更多地放在了尋找更便宜的產地上。

這簡單的道理民進黨並非不懂，據悉，內心已經坐上“總統”大位的蔡英文團隊已經在準備通過產業升級和廣泛佈局的方式逐步擺脫對大陸的依賴，尋求台灣經濟發展的新動能。但畢竟“反中”民心可用，給國民黨候選人扣上重重的紅帽子依舊是確保勝選的不二法門。

也正是因此，朱立倫在“九合一”國民黨大敗接任黨主席之後，開始向民進黨的兩岸政策上進行調整。雖然繼續承認“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但也逐步向民進黨調整，提出重視所得分配、註重青年工作等政見。兩岸政治互動上，國民黨也有意降溫，上個月進行的習朱會，恰逢連戰登陸，兩岸破冰十周年的大日子，然而國共兩黨的會面並未提出進一步共識，甚至反常的並未對此大張旗鼓的進行紀念和宣傳。

背離深藍選民，擁抱中間路線，朱立倫此舉目的無外乎就是試圖為國民黨2016大選獲取更多選票，即便在“總統”大選上無法擊敗蔡英文，如果能利用地方上多年經營和中間路線保住“立法院”多數，朱立倫也算是為國民黨立下大功一件。

“中國人”認同將退出台灣主流話語

但是，另一個外省人洪秀柱的異軍突起幾乎讓朱立倫的算盤珠子灑了一地。也讓我不得不調整了以前的看法，原來馬英九不是“最後一個中國人”，還有洪秀柱。

通過防磚民調後，洪秀柱選擇了兩岸問題作為她“總統”大選之路上邁出的第一步。洪秀柱表示，自己上臺後將和大陸簽署兩岸和平協議，並且用“整個中國”取代“一個中國”的概念，把“大陸、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論述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同屬整個中國”。此語一齣，洪秀柱便被貼上了“急統”的標簽。綠營自不必說，必然是滿心歡喜的大加撻伐。藍營內部則迅速踩下急剎車，知名媒體人趙少康公開建議洪秀柱改變策略，拋棄“急統”的立場，而國民黨高層態度已經明確，不會任由洪秀柱自己單獨成立競選辦公室、制定兩岸問題主張，並且拒絕了為洪秀柱執筆兩岸政策的臺大教授張亞中等人進入競選團隊。

洪秀柱實際上遠非急統派，我也並不認為台灣有真正意義上的急統派，作為外省人第二代的洪秀柱充其量只一個忠黨愛國的“中華民國”派。在台灣民主化進程加深、國民黨話語權式微的當下，洪所代表的忠貞外省族群對“中華民國”這一個概念生死存亡的焦慮甚至高於對台灣未來的焦慮。在他們看來，與大陸簽署和平協議，在“整個中國”論述下保留“中華民國”的生存空間，是既可以與中共保持和平交流，又可以在島內抵抗“台獨”勢力的雙全法。然而讓洪們事與願違的是，這套理論並不會讓紅藍綠任何一方待見：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同屬整個中國”的說法在中共看來明顯是製造“兩個中國”的說辭；國民黨亦認為此種說法會嚇跑本來就已為數不多的中間選民，對2016大選不利；而民進黨連“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都不能接受，顯然更不會接受洪秀柱的“一中同表”。

所以，現在幾乎可以斷定，作為候選人的洪秀柱，“一中同表”的第一步顯然已經走錯了。而且不管未來以朱立倫為首的國民黨中間派能不能把洪秀柱拉回中間路線，洪已經在民進黨的眾目睽睽下漏了破綻。如果民進黨在此議題上一直打下去，收獲的不僅是四年的“總統”任期，或許還會有包括藍營在內的所有人對“統一”話題的敬而遠之。這樣一來，民進黨贏下的可能不僅是現在，還有未來。

時間倒回到1994年，解嚴之後的臺北迎來第一次市長民選。彼時的台灣還未經歷過“總統”大選，人們似乎將所有的政治熱情都投入到了這場選戰中。雖然只是一場地方選舉，但是新黨候選人趙少康還是打出了“中華民國保衛戰”的口號，將選舉拉高至“國家”層級，要與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代表的台獨路線決一死戰。那時的台灣，至少在臺北，還有很多“中國人”的存在，若非國民黨候選人黃大洲分走了一些藍營的選票，“中華民國”候選人趙少康就會戰勝“台灣國”的陳水扁了。

二十年後，當國民黨連勝文一對一對戰綠營背景的柯文哲時，情況已經發生了翻轉。去年年底進行的臺北市長選舉中，柯文哲競選團隊故意引誘連勝文大打“兩岸牌”“中華民國牌”，連勝文陣營果然就範。結果連勝文大敗而歸，不僅丟掉了國民黨苦心經營12年的臺北市，還把台商大佬郭台銘徹底抹紅，很難在政治上再有作為。

可以預見的是，即將而來的2016大選，核能政策、福利政策、產業政策甚至死刑存廢都會是選戰的主戰場，而困擾台灣前五次“總統”大選的兩岸政策或許會逐漸退居二線。這雖然並不意味著兩岸政策對於台灣來說已經不再重要，但至少逐步擺脫對大陸的經濟依賴、反對大陸對台灣政治進行乾預已經成為了全台共識。如果國民黨的候選人真正高明，是斷然不該在這個問題上主動出擊的。

國民黨內以王金平代表的台灣人和以朱立倫為代表的新台灣人們已經看到了這點，但以馬英九、洪秀柱為代表的“中國人”們或許仍未看清這一點。但這並非是台灣獨有，英國政治史上已有先例：無論是工黨還是保守黨，第一次敗選後不會改變路線，反而會更向死忠靠攏，至少連輸兩次後才會想起自我改革，擁抱中間路線。

如此說來，去年“九合一”選舉後的國民黨只能算是第一次失敗，接下來的才是第二次失敗。現在雖然斷言國民黨在2016選後就此泡沫化為時尚早，但幾乎可以確定的是，2016之後的國民黨，已恐再無“中國人”的活動舞臺了。

（本文作者系香港《鳳凰周刊》台灣問題記者，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