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2016

仇日不是中共的救心丸

杉本信行《大地的咆哮》,作者將其多年來從事對華外交的經歷和思考寫成專著。

余杰
中國人文及政治題材作家(小說家、評論家、散文家),積極參與中國人權活動並公開表達自己觀點。代表作品:《火與冰》《鐵屋中的吶喊》《劉曉波傳》…等。

以外來者的視角研究當代中國的論著,大多出自歐美學者的手筆,而少有日本學者的力作。杉本信行的《大地的咆哮》是其中少有的一本。作為前外交官,若不是患上絕症,到了生命的盡頭,「想用以往的經驗為現在的中日關係做點貢獻」,杉本信行大概不會輕易下筆,將多年來從事對華外交的經歷和思考寫成專著。

杉本信行在1974年文革末期時進入中國學習漢語;1983年任日本駐華使館一等書記官,後派駐歐洲;1993年任日本在台交流協會總務部長;1998年任日本駐中國大使館公使;2001年任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總領事;2006年患肺癌去世,年僅五十七嵗。

在本書的後記中,杉本信行以動人的筆調寫道:「在抗癌藥物造成的朦朧中,我靠著藥物止痛,勉強坐在電腦前,加上家人、朋友和同僚的支持,總算寫成了本書。」這本書是他的絕筆。他之所以患上肺癌,或許與他長期在中國高強度工作以及在汙染的環境中生活有關。然而,杉本信行卻以一種「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的心態,毫無怨恨、滿懷善意地留下他對中國觀察的實錄以及對中日及台日關係發展的建言,這種高尚的心靈境界讓讀者肅然起敬。

「幸好我不是出生在中國」:中國農民的悲慘世界

杉本信行先後以學生和外交官的身分,在中國生活和工作十多年之久,對中國有深切的關懷。他主持了日本外務省多項援助中國的項目,比如「草根無償資金協助」計劃、小兒麻痹症疫苗捐助計劃等,由此親身深入中國最貧瘠的鄉村,看到中國農民赤貧而苦痛的生活。

有了這樣的切身體驗,杉本信行的中國觀察與那些在書齋裡紙上談兵的學者迥然不同。他指出:「在對中國的認知中,單就政治制度、統治階層去看中國,不足以認識這個國家。構成國家的十三億人民不只有統治階層,而是另一群人——至今仍然活在身份制度下、像封建時代那般受壓迫的九億農民,直視他們的現狀,才是最重要的。」

杉本信行在書中列舉了他拜訪過的大同市農民的生活,「主要農作物是乒乓球大小的馬鈴薯,拿榨完澱粉後的殘渣壓實起來當作冬季儲糧。」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大部分農民並非獲利者,反倒是受害者。杉本評論說,中國三十倍於實質的城鄉差距,舉世罕見,「城市的發展越是興盛,農民的不滿和對共產黨政府的憤怒便越攀升。在中國農民心目中,共產黨政權早已失去正當性和正統性。」中國當局誓言解決三農問題,但言說遠多於行動,「農村貧困、農民苦難、農業不振等的憂慮之劇,超乎想像,而這些問題甚至已嚴重到足以撼動中國社會與政治體制的地步。」

杉本信行否定了很多西方「中國問題專家」讚美的「中國模式」。比如,三度獲得普利茲獎的美國專欄作家弗里曼(Thomas Friedman)就曾羨慕地說:「一黨獨裁固然有其缺點,但若這個黨是由一群開明的人所領導,例如現在的中國,這樣的一黨獨裁也有其大優點。」杉本信行沒有將潰敗的膿瘡看得艷若桃李,他形容中國的現狀說:「就像在共產黨一黨專制的旗幟下,於封建主義的原野上特殊的中國式社會主義鐵軌,任由弱肉強食的原始資本主義列車行駛,一路揮霍燃煤,濃煙炭塵漫天,卻是氣喘吁吁、疲態百出。」一輛失去控制的火車,不僅是對中國的比喻,而且在杉本離開中國之後很快變成現實:在溫州動車(台灣稱高鐵)撞車事故中,寫著「和諧號」三個字的列車車頭瞬間化為廢銅爛鐵。

中國的領導人並非開明或明智的人物。杉本信行根據接觸過的大批中國官員的言行舉止,做出了準確判斷:「中共高幹中,根本沒有人全盤了解基層百姓的生活情況。」他進而發現,儘管大部分西方觀察家認為中共的統治穩如磐石,但「事實上,缺乏自信、憂慮、不安,以及對未來的悲觀,卻充斥領導階層內部。會認為共產黨能夠永遠維持其統治體制的黨員幹部,幾乎成了少數。」

最後,他對中國的統治者提出一番忠告:「中南海的領導者們不該拿農民作為輕蔑的對象,應該正視他們在何等情況下苟延殘喘;惟有親眼見證,才能有所體認,政府若不能破解三農問題的僵局,國家將會毀滅。」如此逆耳之言,恐怕不會為中共領導人接受。

日本不幸成為中共的「公共污水溝」

杉本信行在上海領事館總領事的任期內,一名館員因為被中國國安以女色誘惑、威逼其出賣情報,選擇自殺身亡,並留下遺書宣稱「再這樣下去,只有賣國才能離開中國。」或許因為有關情報尚未解密,杉本沒有在本書中披露有關細節;但該案件以及隨後發生的遍及中國各地的反日大遊行,顯示中日雙方仍處於嚴重的不信任乃至敵視的狀態之下。

在那場烽煙四起的反日活動中,雖然作為歷史建築的上海日本總領事官邸沒有受到攻擊,但若干日本駐華外交機構、民間組織、企業和旅居中國的日本人都受到波及。杉本信行指出:「反日遊行得到多少政權中樞的具體支援?我們無法明確查出,但從群眾使用的布條、水、食物和其他用品已在事前準備妥當這一點來看,必定有人在幕後有計劃地提供資金援助。」顯然,幕後指使者就是共產黨當局。否則,以中共對中國社會的嚴密管控,中國民眾若因其他事由上街抗議,立即就會遭到殘酷彈壓。唯有反日活動,不僅警察袖手旁觀,而且當局還提供後勤支持。

在胡錦濤執政前期,杉本信行就已經發現:「中國之所以持攻擊姿態去發展其對外政策,和國內的不安定也有關係。」中國好戰的趨勢近年來愈演愈烈。若杉本還在世,繼續觀察和分析習近平上台後中國耀武揚威的外交政策,以及由此帶來的中國與日本、中國與周邊國家、中國與歐美國家劇烈的外交衝突,一定會做出深刻綿密的論述。習近平是戰後出生的一代人,卻號稱他對日本侵略中國時代的苦難銘記在心。習近平將仇日的民族主義情緒作為拯救中共統治合法性的「速效救生丸」,日本遂不幸成為喬治·歐威爾在《動物莊園》所說的「公共污水溝」,中國無論遇到什麽問題,都會將日本當作罪魁禍首。

關於中日爭端的幾個焦點問題,如日本首相和閣員參拜靖國神社、日本為侵略戰爭道歉、日本教科書關於侵略戰爭的論述等,杉本信行都在書中做了誠懇而務實的解釋。他列舉歷屆日本首相和天皇向中國所做的公開道歉,只是中方刻意不予報導,使中國人普遍以為日方從未道過歉。對於靖國神社問題,他闡述了神道教這一日本民間宗教對戰爭死難者一視同仁的特殊看法,希望慢慢得到中國的諒解;同時,他也承認靖國神社特別是其附屬的游就館內的歷史敘述存在嚴重謬誤,建議日本官員在參拜之際同時表明:遊就館和靖國神社揭示於其宣傳物或導覽手冊的歷史觀,並不代表官方立場。

杉本信行還在書中透露中方羞於提及的一段歷史事實,即「日本救了天安門事件後的中國」。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歐美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一開始日本配合;但不久在巴黎統籌會會議上,當中國陷於四面楚歌之境,日本站在維護中國的立場上,海部俊樹首相提倡經濟協助,特別是重新開放日圓貸款方案。杉本說:「在中國遭受國際孤立時,日本是它最大的辯護者。」但後來中國忘恩負義,對日本毫無感恩之心。

當然,杉本信行站在日本人尤其是日本高級外交官的立場上,不可能對當時日方罔顧普世人權價值、與虎謀皮乃至養虎為患的舉動有所反省和批判。但這個事實的揭露,對日後處理中日關係的日本政治家來說,無異敲響了一記警鐘。

台、日、美必須形成價值聯盟

杉本信行是日本外交官中傾向明顯的親台派。在台灣任職的九十年代中期,他積極推動台日交流,與彭明敏等本土政治領袖成為好朋友,常常出席彭明敏基金會的活動,以至於當時的國民黨秘書長許水德挖苦說:「交流協會好像只跟民進黨人士見面啊。」杉本信行還充滿同情心地處理了原台灣日本兵薪餉給付問題,並邀請日本文化界知名人士訪問台灣、發表演講、見證台灣的民主化進程。

杉本信行也是為數甚少的既了解台灣又了解中國的日本外交官,對中國與台灣之間的嚴重分歧以及日本、美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充滿洞見。關於中國的立場,他分析說:「在共產黨革命中,台灣的統一一直是未竟的民族大義與首要國事。若不能完成這個使命,共產黨的統治權和正統性永遠不能完整。不管付出多大的代價,全民都必須實現這個理想。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向中國人民灌輸的觀念。」而對於台灣的立場,他評論說:「台灣主張擁有自由推選統治者的權利,此一基本人權符合國際準則,將正面衝突中國的國家統一主張。」換言之,兩岸分歧的核心,是中國大一統的天朝觀念、以及共產黨的民族主義訴求,與台灣深入人心的本土意識、以及住民自決的普世人權價值之間的南轅北轍。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卸任之後的杉本信行在與癌症病魔抗爭的歲月裡,思想更加敏銳與徹底。他擺脫了國家公務員身分的制約,也不必像大多數日本人那樣因為要顧及中國的感受而欲言又止。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坦坦蕩蕩地說出全部的心裡話。日本應當如何處理台灣問題?他的建議是:「日本應與美國聯手防止武力行動,否則美日安全保障體制就會瓦解。」幫助台灣不被中共武力侵犯,既攸關日本自身的國家安全,也符合國際法和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

對於美國在台灣的國家安全上所扮演的角色,杉本信行比許多持功利主義立場的美國政客更為高瞻遠矚。美國外交政策有功利主義和理想主義兩種傾向,杉本指出,對於專制的大中國企圖吞併民主的小台灣,美國必須發揚理想主義的價值外交:「我認為,美國會不惜站上火線阻止中國以武力統一台灣……美國負有使命,必須不斷向世人展現尊重自由、民主與人權的立場。它不允許任何狀況妨礙此原則,就算發動軍事力量,也要捍衛自由和民主的價值。換言之,要美國對早已受民主思想熏陶的台灣見死不救,等於要它放棄國家的寶貴理想一樣。」

有了美國這一堅強後盾,日本更不應該猶豫和退縮。杉本信行說:「日本必須對中國堅持主張:美國絕不會放棄台灣,日本也絕對會和美國站在同一陣線。所以,中國不應該企圖以武力統一台灣。」美、日、台聯盟若牢固,則台灣就不畏懼中國的武力威脅。

梵蒂岡才是中國的救星?

如果中國是一塊「咆哮的土地」,那麼發出憤怒的咆哮和淒厲的吶喊的,就是不滿中共暴政的民眾,尤其是九億農民。中國的環境汙染和官員腐敗等問題,並不是趕走共產黨就能「一了百了」,這些問題長久存在於中國的文化和制度傳統之中。杉本信行引用德國學者施里曼在清朝末年訪問中國和日本之後所寫的《當代中國與日本》一書的細節:當時中國遍地垃圾、官僚貪婪,施里曼入境時不得不給海關官員賄賂;而日本無論公共場合還是私人住家,處處乾乾淨淨,公務員更是奉公守法,沒有人接受他的賄賂。所以,杉本的看法是,中國的問題「由來已久,且根深蒂固,不單單起因於中國共產黨的體質。」

跟中國做鄰居,日本沒有選擇。杉本信行告誡日本政府和民眾說:「中國有時是個麻煩的國家,偏偏日本又不能搬家。所以,盡力使中國變得討人喜歡,便是日本對中外交的重要方針。」他深知,中國體量太大,轉彎困難,日本應當在中國民主化過程扮演積極角色。「要改變中國的體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國是個重量級的存在,已經足以影響全世界,使得它的國內問題不再只是單純的內政問題;若說中國問題即將演變成全球規模,恐怕也不為過。時代已經變了,我們身為中國的鄰居,不能再是隔岸觀火了。」

杉本信行是一位有思想家特質的外交官,他與一般只著眼於處理具體、實際問題的技術官僚不同,他從價值乃至宗教信仰層面思考中國社會的轉型。他認識到,單有政治制度的轉換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人心、道德倫理的更新。民國初年的中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但民主制度卻未能在中國穩固下來;有憲政雛形的北京政府很快被國民黨顛覆,然後威權的國民黨又被極權的共產黨所顛覆。

那麽,中國的出路在哪裡?杉本信行觀察到宗教信仰的復興,特別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迅猛發展。他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指出:「推動中國的民主化——特別是在言論自由的補強上,利用天主教本身的機制,我認為是個非常有效的方式……中國的腐敗和瀆職問題不只發生在大城市的角落,更在全國蔓延,任何人要想把這個現況正確地傳達到外國,都必須仰賴中立、廣泛且深入的訊息網;放眼世上,正在暗中蘊蓄這個力量的,惟有梵蒂岡。」

杉本信行看到問題所在,但他開出的藥方並不準確。因為梵蒂岡這個龐然大物本身就需要改革,不太可能成為中國的救星。即便梵蒂岡與中國建交,將使館從台北轉移到北京,亦未必能對中國社會產生如同當年在共產黨統治下的波蘭那麽巨大的影響。中國並沒有波蘭那樣深厚的天主教傳統。

在我看來,中國人心轉換的希望,不是以梵蒂岡為中心的、僵化衰老的、作為「建制宗教」的天主教,而是慢慢紮根於中國本土的、美國式的、充滿活力的基督新教。對中國年輕世代的城市知識分子最有吸引力的,不是梵蒂岡的天主教,而是馬丁·路德和加爾文改革之後的基督教。從信徒人數來看也是如此,中國的新教徒是天主教徒的五倍左右。

500年前,宗教改革在歐美迸發出比啓蒙運動更加強勁的力量,正如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所指出的那樣,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自由競爭的經濟環境以及現代公民意識的養成,都是清教徒的世界觀和文明論所結出的果子。那麽,類似的「信仰大爆炸」,及其他帶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現代化,有沒有可能在當下的中國發生呢?當那一天到來之際,中國必定能從「咆哮的土地」變成一塊安寧和平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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