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1/2012

大問號

那些國家之所以失敗原因在於它們的領導人貪婪、自私,同時還對歷史一無所知。

  《為什麼那些國家遭遇滑鐵盧:權力的根源,繁榮與貧困》,
          作者:Daron Acemoglu、 James Robinson

目前,發達國家面臨的困境和不平等已數次成為新聞頭條。然而,更應引人們關注的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長久存在的鴻溝。按購買力計算,美國人的平均收入是阿富汗人的50倍,津巴布韋的100倍。盡管經歷了兩個世紀的經濟增長,但(全球)超過10億人仍處在極端的貧困線下。

這個猜不透的難題要求有足夠說服力的答案。上世紀90年代晚期,Jared Diamond與David Landes曾正面解決大多數讓人惱火的難題:為什麼歐洲發現現代經濟增長的秘訣,但是這種增長擴散的有限?這個猜不透的難題要求有足夠說服力的答案。上世紀90年代晚期,Jared Diamond與David Landes曾正面解決大多數讓人惱火的難題:為什麼歐洲發現現代經濟增長的秘訣,但是這種增長擴散的有限?Daron Acemoglu和James Robinson分別是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和來自哈佛的政府專家。他們以《為什麼那些國家遭遇滑鐵盧》一書沿著(Jared Diamond與David Landes)的足跡前進。他們拒絕接受前輩們文化和地理層面的解釋。後者的理論唯一根源來自制度學派經濟學。這一理論研究政治環境對經濟的影響。他們強調,無論是文化還是地理原因都無法解釋美國與墨西哥這兩個鄰居之間和南北韓懸殊的差距的原因。

他們隨之提供一個讓人耳目一新的結論:一些政府在某些目的下使它走上歧途。在容易被擊潰的環境和跟風的習俗作用下,那些領導人很難抵住誘惑不去從事掠奪。這樣的社會氛圍的結果有利於滋生寄生階層,而不是鼓勵投資和創新。掠奪型制度是一個歷史標准。包容型制度則保護個人權利和鼓勵投資和奮鬥。一旦包容型的政府出現,財富也隨之而來。

作為工業革命的搖籃,英國是該理論的主要樣板。在中世紀,英國和西班牙兩者君主專制的統治下。但在歷史機遇的作用下,兩國細小的差距被進一步擴大。當歐洲探險開始之時,英國限制王權讓貿易在(持有政府委任狀、戰時獲准使用的,尤指用於俘獲商船)武裝民船控制下,然而西班牙熱衷政府控制下的海外貿易。新世界的財富鞏固了西班牙的暴政,但在英國就培育了工商階層。這些工商階層使天平傾向於反對君主專制的發生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抑制擁有大量土地的貴族,使多元社會進一下穩定下來,同時播下經濟增長的種子。在足夠寬容,能夠容忍創造性破壞的系統下,足智多謀的英國(與法國或者中國的創造力並沒有那麼大的差別)自然而然地走向繁榮。

此等好事很難被復制。在中南美洲,歐洲探險者發現當地為數巨大的居民都在為搶劫(他們)作了充分的准備。他們建立非常利於剝削的國家。與此相對照,英國的北美殖民地則沒有為掠奪型的制度提供相應環境。土著則被驅散而避免成為奴隸。殖民地政府運用市場激勵機制鼓勵在維吉尼亞和馬薩諸塞州的早期移民。政治改革使那些已作許諾的經濟權利變得可信。當多元文化扎根,美國變成工業和社會財富均走向繁榮。反之,在南方的蓄奴的殖民地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導致經濟向後退。美國內戰後的一個世紀南部諸州依舊貧困。

掠奪型規章制度是自主地發展的。在西班牙的新大陸,精英分子被授權去掠奪。革命和獨立極少能夠逃離暴政。新的領導層被誘惑去保留舊體制的利益。與此相對照,包容型的經濟體制鼓勵創新和新生力量。這破壞了現存的工業體系,致使經濟和政治力量被驅散。

  失敗的是制度本身。這方面有威尼斯的反面教材。上進心驅動城邦的財富和政治力量。威尼斯值得稱贊的部分是它的伙伴關系允許那些具有一定背景士兵獲得升職應。在這種伙伴關系裡,首都貧窮的水手們和富裕的威尼斯人共同分享航海的收益。然而,這種流動性威脅著已有的財富。從13世紀晚期,這些公爵委員會開始限制各種政治和經濟權利。他們頒布委任狀將貿易收歸國有。到了1500年,伴隨著蕭條的經濟和不斷下降的人口,威尼斯已從強國走向衰落。

朝著更加包容的社會前進(的國家)極之罕有。法國大革命提供了一個這樣的例子,但也同時顯露了作者忽視歷史細節的不幸習慣。經歷漫長和艱辛的鬥爭,革命結束了專制主義,建立了持久的共和國。制度以初步成形的商人階層的形式為改革提供了動力使法國革命取得了成功,與其他地區起義的失敗形成對比。但作者對啟蒙時期存在和重要性顯得漠不關心。“啟蒙時期與法國的轉變沒有關系”顯然很難讓人信服。更有甚者,知識分子也沒有被考慮在內。作者致歉道說歷史是有條件的,但是歷史正是他們希望加以闡釋的部分。

此外,博茨瓦納(位於南非共和國內,於1966年獨立)的案例也沒有取得讓人滿意的解釋。在這個國家,部落領袖得到了英國政府的保護以對抗到處洗劫的Cecil Rhodes帝國。盡管這個國家擁有可觀的鑽石礦,而這些財富可能造成一個貪贓舞弊和腐朽的階層,但博茨瓦納在仁愛的領導層和極少的人口的促進下成為非洲少有取得成功的國家。有時候,作者輕率地將成就歸因於成功。

  隱藏在該理論背後的知識仍然引人入勝,它讓那些不足的政策處方無地自容。該書對中國模式持懷疑態度。中國經濟的增長可能是在於移除極其不公平的毛澤東主義體制,但中國的共產主義政府仍是它賴以為生的根本的存在。中國或許能夠通過將動員人民和各種資源從少有余糧農場經營等低效率的事情轉向工業。但是沒有政治改革和創造性破壞(注:這裡所說的“創造性破壞”並沒有帶有貶義,譬如雅虎由於經營不善被極具創新性的谷歌所取代。)的可能性的幫助,(中國經濟的)增長將會逐步停下來。

作者認為,發達國家在決定推進由來已久的發展進程的時候應承認當中的局限性。這一觀點是可取的。我們很難忽略歐洲在發展中世界的掠奪型制度的角色仍在限制改革和發展。而這種掠奪型制度仍在持續流行。各種跡像仍在暗示有感染力的理想、合適的領導階層和外圍壓力事件。歐盟全體成員承諾鼓勵中東歐制度改革。美國最終摧毀南方掠奪性體制,並設計讓它們朝著經濟整合的方向發展。要快速地改變由來以久的弱勢是不可能的,因為只有不間斷的激勵機制的可能必和機遇能夠帶來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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