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詩人才能編輯詩歌麼？

當代詩歌

只有詩人才能編輯詩歌麼？

《每日電訊報》最近發表了一片關於詩人和詩歌編輯的文章，其中探究了詩歌這一神秘的藝術，也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問題，有些問題還懸而未決。

文章的作者Sameer Rahim與倫敦的一些詩歌編輯進行了交談——全部都是男性——他們在“如何與詩人進行合作”這個問題上各抒己見。帕特森閣下既是編輯也是詩人，他表示“不是詩人就不能對詩妄加修改”；而對於編輯來講，努力成為一個詩人也至關重要。Carcanet出版社以及《PN評論》的編輯Michael Schmidt補充道，如果要生拉硬拽地同一個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人一起合作的話，編輯工作就會變得很棘手了。“加入你要為一位津巴布韋、或者印度或者新西蘭詩人出版詩歌的話，他們所說的語言會與你大相徑庭”，他又說道，“這一問題同時也體現在在不同性別之間”。

這兩點都讓人頗有些不安。如果只有詩人才能才能編輯其他詩人的作品，那是不是意味著只有詩人才能完全理解詩歌作品呢？作為一個詩歌評論者，筆者常常被問到我自己是否也在寫詩。雖然某種程度上來講這種問題帶有褒揚之意，可同時也有些奇怪。電影評論者喜愛電影，但他們本身並不參與拍攝；戲劇、舞蹈或者某種程度上來說小說也是同樣的道理（因為小說家常常在評價別人的作品）。創作詩歌的衝動以及理解欣賞詩歌的能力是兩碼事。但是詩歌的名聲卻有點不好，人們會詩的難度會更高、也很晦澀，只有那些從事實在詩歌創作的人才能完全理解（或者說享受）。對於那些並沒有開始寫詩（或者完全就不寫）的人來說，詩歌在某一個層面上是可以讓他們參與進來的，但現在這是一個被人忽視的事實。

Rahim先生繼續表示：“我們並不奢望小說的編輯都成為小說家”，但是他的文章卻表明詩歌與散文之間有極大的不同——這是很意味深長的，也啟發著人進行開放性思考。詩歌可能需要我們投入更多的感情，人們普遍認識到它與其它寫作形式相比會更為強烈地涉及到性別問題——因此也就有了關於編輯者性別的爭論。

懷著對這篇文章的不滿,我給John Burnside寫了封信，他是一位詩人，最近獲得了T.S.艾略特獎和先鋒獎兩大詩歌獎項。他通過電郵的形式回信解釋說詩歌編輯所需的是“一位熱情的、具有同情心又想像力豐富的讀者，他或者她可以不受限於自己'詩歌應該相像'的念頭”。他又說道其他詩人可能也會擁有這些條件，“但並非總是如此。有些詩人會為心中既定的詩歌樣式所羈絆”。

我也咨詢了另外一位來自貝爾法斯特的詩人Leontia Flynn，她被提名了T.S.艾略特詩歌獎。“那些技巧純熟又知識淵博的詩歌讀者能夠在自己不穿作詩歌的情況下對作品的優劣作出回應”，她這樣說。Lavinia Greenlaw的編輯是來自法伯爾的Paul Keegan（他並非詩人，Rahim在文章中提到過他），對她來講，編輯要做的工作就是使“你變得更加了解你自己”。她 對Keegan贊譽有加，因為“比我要更為知曉詩歌與語言的運用方式”，還補充到他“會讓我去尋找問題的答案，而不只是把問題擺在我面前。”

談到詩歌編輯的性別，對於同樣獲得T.S.艾略特詩歌獎提名的 Daljit Nagra來說，對詩歌所包含的文化影響能否擁有敏感性要更為重要一些。“好的編輯就行，我認為男女並不重要”，他寫道。“我更關心的是我的編輯能否欣賞到我的宗族背景......我擔心他不能體會出我作品中滲透的具體的文化信息與復雜的筆調。”

Schmidt先生在電子郵件中似乎不那麼堅持在他對性別問題上的觀點了。他注意到一些內容大膽的詩歌創作常常會涉及到一些禁忌主題，這會衝擊到那些不甚理解個中內容或者沒有共鳴的編輯的觀念。他寫道：“Sujata Bhatt那些涉及月經、性欲以及性滿足的詩歌過於激進，為這樣的詩人出版詩歌對於編輯者和讀者來說一直是”，然而這樣的編輯工作對於一位趨向於傳統的男性編輯來說可能是一種判斷力的考驗。“然而更多的時候你會發現優秀的詩人與優秀的編輯之間，無論是哪種文化背景或者哪種性別，都可以找到一種絕妙的和諧關系。”

然而對Flynn來講，這種編輯的男女差異就顯得很坦率：“我與一位男性編輯合作。我覺著沒什麼差別。換做一位女性編輯我可能也會同樣地讓她感到惱火。”